中国工业基础体系完善提升研究

发布日期：2024-09-19 24:14

来源类型：国聚发布 | 作者：迪迪·马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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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基础体系完善提升研究

作 者：

谭静/褚彦含

作者简介：

谭静，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褚彦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

原文出处：

财政科学

内容提要：

经过7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为塑造中国工业竞争力奠定了基础。但工业体系完整不等于工业竞争力强。面对全球竞争加剧和不确定性风险聚集，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工业基础体系中的弱项短板。为此，应着眼国际化、智能化的时代大势，对标国际高标准，多措并举，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关 键 词：

工业基础体系 工业竞争力 工业科技创新 数字化转型

中国工业化的积累和发展速度堪称奇迹。中国仅用70多年就完成了很多发达国家近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了从工业弱国向工业大国的跨越式发展。拥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然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然而，依托大而全的工业体系和成本优势所驱动的中国工业在参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工业基础体系中薄弱要素成为工业竞争力提升的“绊脚石”，短板弱项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拦路虎”。国际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以何为立足点完善中国工业基础体系，如何聚集发力突破短板弱项，如何为工业竞争力提升注入确定性、持久性等问题亟待解答。 一、文献综述 (一)文献回顾 1.工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与评价方法 工业竞争力主要理论包括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种。比较优势方面，蔡昉等(2003)认为工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对于该国资源禀赋结构(表现为比较优势)和市场环境的反应和调整能力，并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就宏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而言，其大小取决于是否遵循资源禀赋结构特征，选择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除了传统的初级生产要素，较为重要的资源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刘帅，2017)。竞争优势方面，波特提出了“钻石模型”，包括生产因素、需求条件和相关产业、企业策略与结构四个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认为竞争优势包括资源禀赋、产业能力、优势领域三个要素。但两种优势并不割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证明了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 衡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指标衡量比较优势，包括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例等指标；另一类衡量竞争优势，包括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指标(金碚，2006)。这些指标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起来综合评价，而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CIP(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指数为典型的加权综合是最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陈志，2009)。在近些年的研究中，CIP指数被黄璜(2006)、付保宗(2014)、孟卫东和司林波(2015)、陈衍泰等(2017)、孙亚楠(2020)等应用于国家或地区工业竞争力水平的测度之中。 2.我国工业竞争力发展现状与国际比较 肖翔和廉昌(2019)将中国工业发展阶段划分为优先发展重工业(1949-1978年)、工业外延式扩张(1979-1997年)、重化工业重启(1998-2011年)、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2012-2019年)四个阶段。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工业竞争优势循着“价格优势—规模优势—创新优势”的路径实现转变，产业链完整配套、综合要素成本较低、工程师红利凸显等条件也为国内工业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竞争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但中国工业发展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郭朝先(2019)认为这些问题包括关键领域基础创新能力不足、增长方式相对粗放、经贸摩擦加剧等。柳百成(2020)指出，我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问题在于创新能力弱且缺乏关键核心及共性技术，而由大变强、技术提升、竞争力增强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四基，即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但放眼全球，中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双端挤压”的困境(郭朝先，2019)，较为关键的高技术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也不容乐观。尹伟华(2016)发现中国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而日本集中于高技术制造业。马晶梅和丁一兵(2019)指出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双边贸易分工中处于明显劣势局面，中国对美国虽然拥有一定市场优势，但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上存在较大差距。 (二)文献评述 整体上看，工业竞争力相关研究数量众多，切入角度各异，概括来看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工业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需要辩证运用，而资源禀赋是两个理论的共同构成要素。从现有研究看，基于资源禀赋探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而分析工业竞争力也是目前较为常见的研究框架。二是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和模型多样，CIP指数因其综合性、可比性、全面性而备受重视和广泛应用，多年以来数据不断更新也让其更加完善，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工业竞争力测度手段。三是学者们普遍认同我国历经多年发展成为工业大国，但距离工业强国仍有距离。但现状分析多为简单化的问题描述，国际比较多为单一化的数据对比，政策建议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泛泛而谈，较少研究能够呈现由点及面的现状分析与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提升策略。 基于此，本文从中国工业体系完整客观现实出发，运用CIP指数对中国工业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中国工业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可行框架，即以完善工业基础体系为立足点，以克服新材料、工业设计、科技创新等短板弱项为横断面，从工业强基工程、举国创新体系、数字化转型机遇三个方面提出国家、产业、企业、制度等多个层面的完整、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工业体系完整但全球竞争力还需全面提升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但工业竞争力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差距。因此，工业体系完整不能与工业竞争力强划等号。在未来国际竞争的新场景下，工业完整性的优势释放尚需要从根本上夯实工业基础体系。 (一)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的独特优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通过“一五计划”等有效措施昂首迈进工业国行列，而后各种工业协同发展逐步成为工业大国，填满全部工业门类，建成完整工业体系，与中国体量巨大的现实国情相适应。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成本优势、效率优势，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1.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的特点 总体来看，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具有客观性、适应性、快速性、协同性与重点性的特点，外在门类齐全的同时也保持了内部的结构完整，众多门类普遍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关键领域的突破。 一是客观上涵盖所有工业门类。中国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唯一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①。而掌握世界诸多资源供给与产品定价权的美国，工业门类完整性约为94%。在中国，无论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加工，还是衣食住行相关工具的生产和制造，都能够不依赖其他国家的产能而独立开展，实现各种工业活动的自给自足。

二是与中国体量巨大的基本情况相适应。广阔的国土面积、巨大的人口基数、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为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的打造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庞大的工业体系与巨大的国家体量相适应、相契合。同时，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良性循环。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沃土，而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可以继续推动工业体系进一步完整化，从而实现体量巨大国情下的工业规模扩张和产业价值增值的协同。 三是从残缺到完整的打造过程极为迅速。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零星几个工业部门，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工业产品依赖进口。但中国仅用了七十年就走过了多数发达国家近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仅有几种简单工业扩张到数百种全部门类，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再成长为工业大国，工业增加值也从1952年的119.5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②，发展之迅速堪称奇迹。 四是轻重工业协同发展。如表2所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居前的大类行业主要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子设备制造业③、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这些行业或多或少兼具轻重工业两种色彩，整体上形成了生产资料供给和生活资料供给齐头并进的格局。

五是工业新动能在关键领域保持较快发展。在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民生的关键工业领域，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科研实力、技术沉淀和市场优势。2019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4%④。 2.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的优势 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国家安全三个方面。 一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配套效率。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意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身原材料供给能力和工业加工能力，从而在本国范围内完成全产业链范围内的所有工业活动。对于某一工业产品而言，这也意味着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较低的价格完成生产全过程，总体上降低了生产配套成本、提高了生产配套效率。而对于拥有万千工业产品的国家而言，产品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国家的竞争力。二是促进居民就业、收入与消费增长。完整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各门各类的工业活动都能够创造价值，各行各业也都在创造就业岗位，就业水平的提升也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三是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在对外贸易竞争时，工业体系完整有利于生产质优价廉的国产商品，促使国家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保障经济安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也能转化为国防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在战时能独立自主地生产少数尖端武器或是大批量、超高速地制造中端武器，从而保障国防安全。 (二)中国工业全球竞争力还需全面提升 由于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不是工业竞争力的唯一衡量标准，更不是工业强国的最终认定标准。相较于关注中国工业是否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更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中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关注更深层次、更为本质的工业竞争力。

图1 CIP指数的三个维度和八个指标 资料来源：UNIDO，《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数报告2018》《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数报告2020》。

图2 1990-2018年中国CIP指数得分和排名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UNIDO，CIP2020数据库：
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20。 1.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分析 工业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以改善人口整体繁荣为目的的扩大国际和国内市场份额、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工业部门和工业活动的能力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下简称UNIDO)选用CIP指数来衡量各国和各地区的工业竞争力，包含3个正向维度和8个正向指标，一是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用人均制造业价值增加值和人均制成品出口值两个指标来表示)，二是科技发展和更新的程度(用工业化强度⑥和出口品质⑦来表示，各包含两个指标，共四个指标)，三是世界影响力(用该国占世界制造业价值增加值总额的比重和该国占世界制成品交易总额比重两个指标表示)。具体构成如图1所示。 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在近年来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中国CIP指数得分从1990年的32位一路跃升，从2015年起成为第2名，仅落后于德国，CIP指数得分也从0.0903上升至0.3716，是迄今为止CIP指数得分的最大增幅。 根据图3分析中国排名快速攀升的原因。首先，中国CIP指数的增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世界影响力。在2018年贡献了28.85%的全球制造业价值增加值和17.20%的制成品贸易额，而199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03%和2.51%。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在低技术行业中具有绝对优势，二是大规模投资海外运输产品基础设施，三是推行有效产业政策促进潜力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其次，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方面，中国由于人口基数较高而表现欠佳，在可持续工业化方面具有提升空间。而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得到大大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外需求冲击的威胁，即出口导向的竞争力结构存在一定脆弱性。最后，科技发展和更新的程度方面，工资上升导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中的相对优势已经下降，中国必须持续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提高出口品质，必须向价值链上游的产业过渡。因此，研究开发教育和高科技基础设施就至关重要。而中国确有重视，四个指标得分也确有提升。

图3 1990-2018年中国CIP指数各指标得分(标准化后) 注：MVApc_index是人均制造业价值增加值(MVApc)标准化后的结果，MXpc_index是人均制成品出口值(MXpc)标准化后的结果，MHVAsh_index是中、高科技制造业价值增加值占总制造业价值增加值的比重(MHVAsh)标准化后的结果，MVAsh_index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MVAsh)标准化后的结果，MHXsh_index是中、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值占总制造业出口值比重的比重(MHXsh)标准化后的结果，MXsh_index是制造业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重(MXsh)标准化后的结果，ImWMVA_index是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价值增加值总额的比重(ImWMVA)标准化后的结果，ImWMT_index是中国占世界制成品交易总额的比重(ImWMT)标准化后的结果。 资料来源：UNIDO，CIP2020数据库：
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20。 2.基于CIP指数的中、德、日、韩、美五国工业竞争力对比 根据表3对比五国工业竞争力的强弱。中国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维度的两个指标明显低于其他四国。但考虑到人口因素，中国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总量还是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是毋庸置疑的工业大国。但在科技发展和更新速度维度，中国制造业占GDP和出口总额的比重都非常高，但中、高科技产业在制造业总体的占比却明显落后于德国、韩国和日本。可以说，制造业是中国的工业命脉，但中国更依赖于低科技产业，中、高科技产业比重相对低。如图4所示，中国的中、高科技产业合计占比仅为60.5%，但德国、韩国均已超过70%，日本更是高达80.7%。同时，起到支撑性作用的中科技产业比重较低。在世界影响力维度，中国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中国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扩大。

图4 中、德、日、韩、美五国制造业构成 资料来源：UNIDO，《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数报告2020》。 根据图5具体分析其他四国的工业特点。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CIP指数得分持续领先，其强劲的工业竞争力主要得益于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和世界影响力。日本和韩国整体表现类似，但韩国主要依靠较高的工业化强度，而日本主要依靠较高的出口品质。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本国GDP的比重非常低，但占全球总额的比重格外高，可见“去工业化”影响犹在，“再工业化”尚在进程中，但创新实力和技术积淀仍然保证了较高的世界影响力，美国仍在主导着产业链的规划与分工，保留着高附加值产业的话语权。

图5 2018年德、日、韩、美四国CIP指数各指标得分(标准化后) 注：各指标含义如图3所示。 资料来源：UNIDO，CIP2020数据库：
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20。 三、中国工业基础体系存在的短板弱项 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全球竞争力需要依靠强而有力的工业基础体系，即以“四基”为核心要素的相关工业部门，在结构上比例合理、经济上相互联系、技术上协调发展的独立工业有机体。当前，中国工业基础体系新材料基础研发和应用不足、工业设计整体工艺水平处于中低端、工业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且应用转化效率较低的短板弱项，严重制约着中国工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跃升，影响着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蜕变。 (一)新材料基础研发和应用不足 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以及传统材料成分、工艺改进后性能明显提高或具有新功能的材料⑧。新材料是攻关新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是工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基本保证，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其他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中国新材料基础研发和应用不足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是新材料研发不够全面。一方面，中国新材料的研发主要是以客户和技术为驱动，在针对新材料研发的方向筛选和理论建立的预先研发阶段较为欠缺。另一方面，中国新材料明显更偏重配方、体系和材料自身的研发，而忽视与之配套的设备和工艺研发，甚至只为研发而研发。二是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衔接不够紧密。目前，新材料的研发主要依靠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而新材料的应用主体主要是企业。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强度不够，甚至出现脱节现象，导致新材料的科研成果难以转化和应用。三是中国新材料的产品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中国新材料在小量试制阶段的研发技术看似不少，但中间工厂试验阶段与精益量产阶段的放大效应欠缺，导致新材料的生产或是不能大规模大批量，或是不够稳定而难以达到精益化，产品因此多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共性技术的缺失和质量控制规范的不完善更是雪上加霜，众多新材料企业难以生产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高价值产品。 (二)工业设计整体工艺水平处于中低端 工业设计是以大批量和机械化为条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⑨。工业设计在工业体系中是一个衔接理论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工业设计产业也已经发展为战略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全球，工业设计全球价值链也已经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得到建立，但中国工业设计产品和工艺水平却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这主要是工业设计的创新水平滞后于发达国家。陈根博士指出，工业设计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由第一层开始分别为研发设计、结构设计、外观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⑩。国外发达国家的工业设计非常注重最根本的研发设计，即围绕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开展设计活动，从产品的理论设计到生产制造，产品的功能、结构、规划都处于不断优化过程，并且以高水平、高创新的工业设计极大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了工业设计活动、工业产品、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外观设计阶段，距离功能设计、创新设计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发展和提升。外观设计虽然也有一定创新含量，但仅仅是针对形状、颜色、图案的创新，对于工业产品、工业企业的价值提升意义并不大。 (三)工业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展、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11)。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和核心底蕴，关系到先发优势的建立和后续科研的开展。在2021年“两会部长通道”的采访中，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明确指出：“产业链、供应链有短板弱项，追根溯源还是基础研究能力存在薄弱环节。”(12)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不足。从总体投入规模来看，《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4426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504亿元，即基础研究经费与R&D经费支出总额之比为6.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0.15%。虽然投入总额与占比都较往年有所增长(如图6所示)，但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与美国存在数倍的差距，投入比例显著低于日本、韩国与美国(如图7所示)。

图6 2013-2020年中国R&D经费支出、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7 中、日、韩、美四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与投入比例 注：纵坐标左轴单位为购买力平价(以1000美元为基准的国际元)。 资料来源：UNESCO，Science，Technology & Innovation数据库，
http://data.uis.unesco.org/。 从企业主体来看，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也呈现出“双低”局面。一方面，企业主体的基础研究投入在全国基础研究总体投入的占比极低，研究、开发机构与高校投入了约94.22%的基础研究投入，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仅占2.54%；另一方面，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在企业全部R&D支出中占比极低，企业的全部R&D支出中约有96.64%投向了试验发展，约有3.18%投向了应用研究，仅有0.18%投向了基础研究。 二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不足。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2020)，全国范围内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数量从2013年的22.32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39.20万人，但人数上仍然明显低于从事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人员。在2019年，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仅占R&D人员全时当量的8.17%，从事试验发展的人数是从事基础研究的9.68倍(13)。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在企业中更是短缺，仅有1.15万人，从事试验发展的人数是其305.61倍(14)。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结构类似，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主要分布于高等学校、研究与开发机构。 三是基础研究产出质量不佳。根据2020年Nature指数(15)，中国以18026的论文计数和13566.11的论文份额位列世界第二，但与美国28403的论文计数和20152.48的论文份额差距较大。然而，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中国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近十年来持续上升，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后一直保持领先。可以认为，中国科研成果相当丰硕，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仍需更多的高质量产出。 而企业主体的产出质量差距更大。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高质量论文的102家企业中，仅有14家中国企业，而美国有47家；全球排名前10名的企业分别是5家美国企业，2家瑞士企业，2家日本企业，1家英国企业；中国表现最好的企业是排名13位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论文数量为222而论文份额仅为13.81，与F.Hoffmann-La Roche AG(论文数量为144、论文份额为47.8)、Novartis International AG(论文数量为140、论文份额为38.5)、IBM Corporation(论文数量为92、论文份额为31.31)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论文数量明显高而份额明显低，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相对贡献较少。 (四)工业科技创新应用转化效率较低 在工业科技创新的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众多工业研究难以从论文、奖项中解放出来，众多工业创新难以转化为实业项目和经济效益，众多工业技术仅止步于论文发表。尽管相较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规模巨大、研究人员数量众多，但仍面临转化效率低下的困境。 一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产出不足。三方同族专利数(16)是衡量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产出质量的可靠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的三方同族专利数量呈上升趋势并超越韩国、德国，但总体上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2018年，美国三方同族专利数量是我国的2.4倍，日本三方同族专利数量是我国的3.5倍。 二是现有科研评价标准需要改进。目前针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实力的评估体系没有区别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大多是由高头衔人才数、高层次科研项目数、高水平论文数等因素构成，而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及取得的经济效益既少见也难见于考核评价体系。这种重数量而轻质量、重个人轻团队的评价体系也让许多科研人员丧失成果转化的动力，而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写论文、做项目、评职称，而非致力于研究成果的转化与经济效益的提升，有不少研究止步于论文发表、停留于实验室。 三是需求导向、研发型企业推动的科技创新体制亟需完善。目前我国的科技管理制度仍是以政府主导，由政府向科研机构和高校投入研发资金。而科研机构和高校作为科研主体，科技创新的形式也自然以科研项目、科研课题为主。这就导致我国工业科技创新的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相脱节(17)。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必须立足于市场需求进行科技创新，必须依靠大量了解市场方向、熟知技术差距、能够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研发型工业企业来推动和引领。 四是科研创新主体之间合作不充分导致力量分散、能力薄弱。这个问题同时存在于企业之间和产学研各主体之间。一方面，工业企业既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又要成为成果转化的载体，这就需要工业企业自身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实际中，具备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和骨干企业数量少之又少，科技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的小微企业却比比皆是，重复建设较为严重，分散并弱化了工业企业整体的科研创新力量。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产学研还停留在“科研机构负责研究、高校负责教育、企业负责商业化”的传统线性模式。这样的模式各主体责任与分工较为明确，但也很容易导致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相互割裂。 四、以工业基础体系的完善提升中国工业竞争力 中国工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严峻、风险更复杂，必须认清形势，转变思维，借危机练内功，以工业基础体系的系统完善为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提供坚实而持久的支撑。为此，应着眼于国际化和智能化，强化工业强基工程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构建多层面协同发力的举国创新体系，把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宝贵机遇，加快中国工业基础的蜕变升级，推动中国工业向价值链产业链高端迈进。 (一)“练内功、强基础”是中国工业完善自身的根本所在 中国工业完善自身、凤凰涅槃首先要依靠中国工业增强“内力”、夯实基础，建设坚挺而稳固的工业基础体系。这就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选贤任能的人才建设和中国工业标准的国际化。 1.继续完善顶层设计，营造利于工业基础体系建设的制度环境 工业基础体系所涉及的工业领域往往具有高难度、高风险的突出特点，而工业基础体系的建设也是长期性、复杂性、战略性的长效工程。因此，必须继续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目前，围绕工业强基工程，中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工业基础能力强化的制度体系，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工业“四基”发展目录》等文件，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但顶层设计仍需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形成清晰准确、完整配套、可持续推进的机制，特别是针对工业基础体系建设路径的指导文件、强化方案的实施意见等。 此外，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形成多种政策协同支持。在加大财政支持方面，深入推进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加固示范用户使用、反馈、改进到规模化量产的良性循环；同时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带动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支持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初期发展和工业基础研发活动。在落实税收政策方面，需要税务部门协助，切实落实相关工业基础产品生产和进口环节的税收优惠，也要适时调整工业基础产品清单和生产、进口环节的优惠倾向。在拓宽资本渠道方面，政府需要协调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加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引导银行信贷支持从事工业基础研发的工业企业扩大融资规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按照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部署，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加强对知识产权失信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规制，建设知识产权强国。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政策实施，着力于搭建创新平台，营造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工业基础强国制度环境，促使工业基础体系建设工作高效、顺利开展。 2.依托国际化加强人才建设，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 人才建设是工业基础体系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全球合作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依托国际化加强人才建设迫在眉睫。一方面，中国必须充分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汇聚中国，以研究人员、技术骨干、权威专家流向中国为带动，鼓励和加速工业企业的跨国创新合作，建立更为开放的创新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必须给予高端人才施展才能的自主空间，实行以重大需求为引导、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的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充分选贤任能，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对人才的支持由“支持项目”向“支持团队”转变(18)，让真正的顶尖人才、领域专家、管理精英在中国工业基础体系的升级中释放价值。 3.依托国际化输出工业标准，加速中国工业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化背景下，工业标准也成为发达国家实施科技霸权和设置技术壁垒的手段。因此，必须推广中国工业标准、输出中国工业标准，依托国际化加速中国工业标准的国际化进程，采用多边和双边的标准化策略，使中国标准能够满足各个区域要求的国际化互动(19)。在国内，需要鼓励各产业的大型领军企业参与国际标准认定工作，构建跨产业的标准国际化协调机制与沟通团队，实现国际标准与国内重大科技项目的对接，增强中国工业发展与标准国际化的契合度。在国际，既要积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展开协作，关注标准制定工作，承担行政工作，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化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要不断扶持中国标准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并尽可能取得优势地位，逐步由追随标准的国家转变为主导标准的国家。 (二)依托举国创新体系推动产业基础从中低端向高端全面迈进 围绕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全面布局创新链的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使之各有依托、各有侧重，分别将其创新重点置于重要工业基础、核心共性技术等，形成横纵联动、密切配合的举国创新体系，全方位、全层次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1.国家层面，要依托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引导提升基础创新 国家层面上，科技重大专项推进和国家实验室建设应成为提升基础创新的重要抓手。科研重大专项推进方面，我国已经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重要战略产品和关键共性技术的重大专项共17项，涉及国计民生命脉和全局，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国家层面的工业科技创新应该依托这些科技重大专项，将重点放在重大科技专项中被国外屡次“卡脖子”的材料、产品、工艺和技术的基础创新上。国家实验室建设方面，应按照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完善科技项目和创新基地布局”的要求，注重政策引导、统筹协调，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从宏观层面引领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增加对重大科技专项基础研发的投入。 2.产业层面，要依托多种研发机构重点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产业层面的工业科技创新重点应该放在本产业的专业性、应用性、关键性的共性技术上，从而推动工业基础向高端提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往往是专业性、应用性的高投入研发，关系到整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国家鞭长莫及、企业实力所限的部分，目前主要由研究院和设计院承担。因此，需要加快构建重点工业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创新体系，成立产业层面的创新中心，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以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为着力点实现产业层面的工业基础提升。此外，政府还应加快建设市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不断发展社会研发机构，为产业层面的工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3.企业层面，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实力且紧密融合研究机构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拓展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工业企业是中国举国创新体系中具有广阔发挥空间的关键主体，迫切需要企业个体层面、企业联合体层面和产学研用融合层面同步提升。企业个体层面，大型企业需要依靠自身研究中心和团队、小微企业需要依靠社会公共服务平台，以增加研发投入为主要举措实现“专精特新”(20)的转型。企业联合体层面，工业企业之间需要强化协同合作，各产业领军企业应率先尝试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组建联合创新体，聚集工业企业的创新资源与力量，带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产学研用融合层面，工业企业必须紧密联系科研机构和高校，构建互助共生、深度融合的产学研用新模式，建立形式多样的协作机制，如人才培养、数据共享、企业咨询、委托研发等，建立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的紧密联系，形成协同创新联盟的创新网络。 4.制度层面，要推进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和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以提升科技创新活力与合力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增加科研投入和推进制度改革是提升科技创新活力与合力的两条有效路径，目前科研制度改革需要在重建科研评价体系和探索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方面有所突破。 一方面，需要秉承“破而后立、全面考虑”的原则推进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当前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的评价标准，重立分类明晰、重点突出、考虑全面的评价体系。区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分类考核，理论研究中需要突出基础研究的核心地位，应用研究中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的考评。同时，综合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性、滞后性。以科学、合理的全新科研评价体系促使科研人员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使更多科研人才流向工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激发研究活力。 另一方面，需要秉承“安全使用、合理补偿”的原则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制度建设。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工作要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协同推进，要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框架之下探索建设科技创新共享平台，通过区域性共享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减少科研设备的闲置、浪费、重复购置的现象，盘活存量科技创新资源，降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成本，从而形成科技创新合力、提升科技创新总体实力。 (三)以数字化转型打造更具韧性的中国工业基础体系 疫情让数字化转型的时点提前到来，数字化转型也让众多工业企业的疫情危机转变为生机。中国工业企业必须尽快树立苦练内功、增强韧性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工业基础体系，依托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工业制造加快中国工业基础的蜕变升级。 1.树立数字化转型意识，提升中国工业基础体系的稳定性 疫情是行业的危机，但数字化转型就是工业企业的自救良药。着眼于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数字化转型也是工业企业应对新风险、新变化的必然选择，是增强中国工业基础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最优路径。中国工业企业必须尽快树立数字化转型的意识，实现企业全面数字化、线上化，打通企业所有的数据链，让数字化转型成为科技创新的加速剂和工业基础体系的稳定剂，让工业企业在疫情期间平稳度过而在后疫情时代实现新的转型发展。 2.打造智能化生产模式，提升中国工业基础体系的延展性 工业企业的智能化生产不是简单地用机器代替员工，也不是纯粹的技术改造，而是在实现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基础上完善工业企业的生产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应依托智能化生产打通端到端的全价值链并不断扩展发力点，精确识别客户需求，完善生产制造流程，打破分析、设计、实施、生产的闭环，将一件产品、一项工艺、一种技术以智能化的方式延伸到多件产品、多项工艺、多种技术，提升中国工业基础体系的延展性。 3.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国工业基础体系的可控性 数据俨然成为工业产业新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工业企业新的资产。数字化转型要求工业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获取工业现场和场外的数据，包括设备运行状况、开机率、生命周期、生产能耗等，在数据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整合、数据建模，盘活数据资产(21)。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必须依托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实现数据化运营，在提升工业产品质量、工艺水平等方面获得更为充分的数据支持，将关键技术的研究进度、研究阻碍、研究阶段性成果等相关数据实现可视化，提升工业基础体系的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