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第二季

发布日期：2024-09-18 22:19

来源类型：彭宗辉律师 | 作者：肖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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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地狱之门：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前的1940年9月23日，日本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武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是日本将战争从中国向外扩展，迈向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侵华战争已呈现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最大障碍。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田中新一少将曾经写道：“1940年秋季，日中战争‘局部解决’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如果大量的兵力滞留在中国战场无法脱身，势必给南进造成重大影响，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始终是日本挥之不去的一大心病。”

在日本人眼中，蒋介石政权屡败屡战，死不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身后有苏联、美、英等国家暗中撑腰。1940年7月18日，英日两国达成协议，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这样，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广西的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运输线，就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最主要通道。如果能够利用法国败降的有利时机控制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就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可以切断西方援蒋的最后通道；其次占领并利用这里的机场，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就可以覆盖中国云南的昆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没说，那就是以此为基地就可以近距离窥视下一步要攻占的目标——中国香港、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广大地区。

1940年6月，在接到日本要求关闭中越边界的要求后，欧洲老牌强国法国没有马上就范，他们和英国一样，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将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请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但美国助理国务卿韦尔斯的答复是：毫无办法。英国自顾不暇，举目无亲的法国只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当日本在7月进一步提出要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以及日本军队在该地区享有过境权的问题时，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表示，这个要求太过分，必须经过两国政府的进一步磋商。

在此期间，第二次近卫内阁已宣布就职。松冈洋右决定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亨利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8月1日，松冈向亨利提出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和日本军队的过境权问题。亨利犹豫不决，辩解说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要法国同中国交战。松冈扬言，维希政府若不迅速答应下来，日本下一步将会诉诸武力。

法国外长博杜安认为法国必须向日本做出一些让步，因为在他看来，法属印度支那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进攻。如果拒绝日本的要求招致日军武力进驻的话，法国只有失败一条路可走，到那时丧失的将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美国政府在8月3日已经正式答复法国，暂时不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日本“反对任何国家干预法属印度支那”。无奈，博杜安只有向亨利发出指示，可以同意向日本军队提供方便，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尊重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8月17日，法国再次将上述情况通报美国，请求华盛顿警告东京，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提供给日本的军事方便必须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终止。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拒绝。赫尔的理由是，“这样做反而是默认了日本暂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

日本外务省同军方磋商之后在8月21日告诉亨利，日本暂时只需要北部的河内等三个空军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的日军不会超过6000人，日本军队可以通过两条铁路线运兵。对于明确承认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一事却一直不予答复。

对于日本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德国一直保持矜持。一边是附庸，一边是盟友，也确实不太好办。8月17日，德国驻维希大使对博杜安说，德国不赞成法属印度支那被肢解，但也不准备给维希政府以公开的支持。松冈曾两次要求柏林向维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其让步，里宾特洛甫的回答是德国对法国政府能起的影响是有限的。说白了就是不想帮忙。

看到法国一直不答应，而武力解决也存在不少现实障碍，8月27日，日本做出了最后让步：同意承认法国在该地区的主权。8月30日，亨利与松冈在东京原则上达成谅解，随后双方进行了换文，这就是所谓的“松冈—亨利协定”。在该协定中，法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并同意给予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特权。日本所要的军事特权目的只是加速结束中日战争，也就是特权只限于侵华战争尚未结束期间。反过来，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远东的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尊重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只剩下前方的人商谈具体如何进驻的问题了。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进驻，在日本军部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主张和平进驻的稳健派。从前文就可以看出这一派的主力是海军。日本海军认为，由于目前建造军舰和航运所必需的废钢铁、石油等重要物资必须依靠美国，一旦武力进驻，很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全面禁运甚至武力干涉，因此最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进驻问题，和平进驻方为上策。海军的意见得到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省的赞同。另一派也就是所谓的激进派，则以参谋本部为主。这些人认为，外交斡旋太耽误工夫，法国都成那样了，还怕他呀？人家希特勒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想干啥就干啥。遇事就靠外交简直是愚不可及，直接派人进去不就行啦？叫唤最厉害的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和驻中国广州的日本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

今后还要多次领衔主演的佐藤贤了，是东条英机的大徒弟，跟了东条几乎大半辈子。东条对这个大弟子也是青眼有加，遇事就喜欢跟他商量。早在东条还是大佐联队长的时候，佐藤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中队长。一次，佐藤手下一个中尉的老娘生急病问佐藤借钱，佐藤也没钱，就跑去向东条联队长借。到东条家后，东条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只是让佐藤坐。然后就看见东条老婆拿着个包袱出去了。等东条老婆回来后，东条就把钱给了佐藤。原来东条也没钱，只好让老婆去当铺当了几件衣服来救急。这件事让佐藤感激涕零，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定了东条，东条也一直把佐藤贤了看作自己的心腹。

9月4日，双方在前线的交涉也暂时告一段落。双方约定，为了确保援蒋行为的彻底根除，日本派遣50000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可以使用当地的三座机场。法国提出，日本军队要等到有具体细则的正式协定签订之后才可开入法属印度支那，任何违反这一条款的行为将被看作对协定的破坏。日本希望协定能在9月6日前正式签署。

9月5日，法国将有关情况再次通报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法国向日本屈服表示强烈反对，但他除了抗议之外，也不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借机提出与美国一起联合对远东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此举倒不是全为了法国，主要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威慑日本，以保护自己在远东的殖民地。英国的建议，赫尔照样没有采纳。赫尔告诉英国，如果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势必要大大削减提供给英国的物资数量，闻听此言的英国人立即闭上了嘴。由于事关中国抗战大局，蒋介石曾经主动提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对法国进行援助，却得到了法国的拒绝。法国人认为中国派一个没有飞机掩护的步兵师根本抵挡不了日本人，反而会彻底把事情搞砸。

看似一切都顺风顺水，但是变故很快就发生了。就在协定将要正式签署的9月6日，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森本大队已经擅自从镇南关，也就是今天的友谊关穿越了国境线，武力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本来对进驻就不太愿意的法国立即将这一违规行为通报日本，大家都还没动呢，你就开始拿筷子往嘴里夹菜，成何体统？要是对中国，这就不是个啥事，但是对面是破船还有半斤钉的法国，起码的国际影响还是要注意的。日本军方迅速将森本大队长撤职并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虽然已经投降了德国，但老牌的法国还是死要面子，以日本擅自越境为由拒绝日本继续进驻，漫长的谈判再次开始。一方强势，但被另一方抓住了小辫子；一方弱势，但占了理死不相让，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为了应对法国的拖延，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在9月13日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谈判以9月22日为期，届时即使谈不成功也要开始进驻；二是仍然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如果对方武力抵抗，就行使武力以达到目的。据此，9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电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时间定为9月23日零时，期间如遇抵抗，可以行使武力。

最后还是力气大的有理，就在日军准备武力进驻的最后时间到来之前，9月22日16时30分，法国人做出了最后让步：日本人获准使用北部的三个机场，可以在这些区域驻扎6000名日军，并有权取道输送25000名日军去进攻位于云南的中国军队。

在这里就发生了昭和时期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最后一起，继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之后的“武力入侵法属印度印度支那北部事件”。第一起的导演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第二起的策划者是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这一次就换成了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挺巧，每次的肇事者都出入成对，也好互相商量。

为了更好地指挥进驻，激进派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决定亲赴现场坐镇指挥。9月14日，富永部长飞抵河内，在这里，他见到了更加激进的佐藤贤了，第三起“下克上”随之发生。富永少将对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透出口风，让他迅速做好当地日本侨民的撤离准备工作，明说就是“谈判不成就立即动武”。同时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指示向第五师团下达了9月23日午夜发起进攻的命令。

日本原定的计划是，一旦和平进驻，由西村琢磨少将指挥的印度支那派遣军从海防港登陆。如果演变成武力进驻，则由位于中越边境的第五师团发动进攻。

由于法国人在下午已经同意和平进驻，晚上实施武力进驻已没有任何必要，因此参谋本部电令第五师团立即停止前进。不过位于前线的富永少将在佐藤大佐的怂恿下，以该命令不是天皇亲自下达为由拒绝执行。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虽然已经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但由于命令传达延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于23日零时发起了武力进攻。在第五师团陆上越境的同时，陆军航空队空袭了海防市，炸死平民15人，炸伤18人。第五师团一路和法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士兵基本由越南人组成的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溃散，并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5日，双方各有微弱伤亡。

原本的和平进驻最终演变成了武力进攻，这一切都是富永和佐藤的主观错误指导所致。愤怒的西原一策少将向东京发出抗议电文，“统帅混乱，失信于内外”。明知输理的日本人随后向法国人道歉并交还了战俘。

南边停在海防港外担任护航的海军舰队听说第五师团不遵守命令越境开战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力劝西村少将不要再实施武力进驻。但是西村少将固执己见，主张实施“奇袭登陆”，并于26日清晨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强行上岸，还好岸上几乎不设防。气愤不过的海军放弃了对派遣军的护卫任务，擅自从海防撤退。

前面真是乱成了一锅糨糊。不过乱归乱，进驻的任务还算是顺利地完成了。

与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中的“下克上”相比，此次事件尽管规模最小，但影响最大——日本已经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条约，其对象尽管是已经变成了落水狗的法国。从这次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英美两国真正感到了日本那冷飕飕的刀锋。

绰号“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以严厉治军著称，这么大的违规事件绝不能置之不理，即使里边有自己的大弟子。东条认为这种行为“绝对不可饶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被解职，连带的还有主张和平谈判的西原一策少将。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中将引咎辞职，改由塚田攻中将接任，很大一批中下级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两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因祸得福：富永恭次被外放到东部方面军，后来在1943年3月荣升陆军次官。佐藤贤了由于有师父做靠山，1942年2月反而出任了实权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后来日本史学家评论，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联手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第四天，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核心的第三条矛头直指美国，就是泥人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果真，就在日本刚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的9月26日，忍无可忍的美国终于出手：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和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同时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

看见老大出手了，英国迅速做出了短传配合。10月8日，英国宣布重开中国抗日战场大动脉——滇缅公路，此举“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

老美生气了，后果真的很严重!

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尽管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尽管德国、苏联、意大利三国在欧洲掀起阵阵血雨腥风，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作为经济最强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国家，举国上下处处歌舞升平，民众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

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丰富暂且不提，东西两面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不但成为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也为美国通过两洋开展全球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谁要想在美国登陆去攻打华盛顿，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肯定是要花很大力气的。在美洲大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太孱弱，美国不欺负它们就算了，它们肯定不敢对美国有什么不敬的地方。至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除了20世纪80年代偶露峥嵘的马岛争端之外，笔者实在想不起来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不提也罢。

至此，太平洋战争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终于要闪亮登场了。不是因为之前老酒不说，而是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上上下下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正可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渡危机”。这些经济上的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估计大家也不会很感兴趣，关键问题是老酒也不太懂。

尽管马休·佩里的“黑船来航”在1853年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可是太平洋太宽广了，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还处在一个相安无事的良好发展阶段。

1894年，日本战胜大清，侵占了台湾。4年之后，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星条旗从此飘扬在西太平洋上，美国在远东投射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大。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台湾和菲律宾可以说是隔海相望，互闻鸡犬之鸣。两强之间已经能够彼此望见对方不断健壮的身影，双方也开始死死盯住对方并频频摩拳擦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后，美国经济总量悄然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但是，在西方老牌帝国英法的眼中，有钱的美国人不过是像山西煤老板那样的暴发户而已，大字都不识几个。他们在经济上是巨人，在政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确实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怎么参与过国际事务。

在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奥多·罗斯福是历史上第一位认识到美国将是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积极倡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他积极出面为战争的双方斡旋。但是，由他调解所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却招致日本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声，前文已有详叙。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都开始为有朝一日的互相摊牌做准备。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作为协约国的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还算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也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得双方在西太平洋争夺霸权成为早晚的事情。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英法两国，不但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还成功限制了日本的海军规模。日本人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日本来说，这口气迟早是要出的，仇恨的种子在那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下。

针对之后日本大量移民到美国的西部地区，1924年，美国又修改了《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让日本人怒不可遏。基于这一连串的事件，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此时，“假想”二字已经基本上可以去掉了。

作为西方列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强大起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几乎无地儿可占。美国就转换方式，开始在全球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日两国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彻底破坏了维持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从此开始了用它的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远东。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胡佛对主张向日本持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等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1932年1月7日依照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发表的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这一声明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战争可以说是毫无准备。此时的美国陆军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士兵28万人的最低标准，只有陆军士兵12.2万人，在世界上仅仅排第十七位。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1929年至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3.7亿美元浮动，到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是降到了不足3亿美元。这些数据在前文已经提过。

1933年3月4日，一个大人物的出现，逐渐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略显孱弱的政治地位。这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继胡佛之后出任了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的名字叫罗斯福。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他出任总统一个月之前的1月30日，一个叫希特勒的人出任了德国总理。他们注定将成为那场世界上最大规模战争中的仇敌。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领袖，这位身残志坚的美国总统，有必要花点工夫介绍一下。他的全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其父詹姆斯·罗斯福当时已经54岁，相比于山本五十六的父亲生下山本时的56岁，仅仅小了2岁。侧面说明年龄大的男人生出来的孩子不一定弱智——“六〇后”或者“七〇后”据此可以放心考虑生二胎了，不说总统或者大将，就是生个省长或中将也行。詹姆斯曾经是美国外交界和商业界的风云人物。其母萨拉·德拉诺是出身上层社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比丈夫小了整整26岁。在母亲实施启蒙教育之后，罗斯福开始随家庭教师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书法、算术和欧洲历史。5岁时，他跟随父亲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给了这个小孩儿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去当美国总统。”大人物的话总是充满玄机，后来罗斯福不但当了总统，还一连干了4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1896年，罗斯福被送入号称“政治家摇篮”的格罗顿学校。青年时代的罗斯福酷爱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帆船都是高手。他的中学成绩也堪称优良。罗斯福喜欢演讲和辩论，可以说在那时已经具备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罗斯福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5岁生日那天，他就接到了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堂叔老罗斯福寄来的生日礼物——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中学毕业后，他就曾想进入当时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渴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屈服，他于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

也就在这一年，他72岁的父亲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12万美元的存款。其母也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高达130万美元的遗产。这笔钱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很多，但在当时不啻一笔巨款。丰厚的遗产可以保证罗斯福衣食无忧，放心地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从大学时代起，罗斯福就热衷于社会活动，此举也让他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后来无数的事例表明，那些学习成绩好的人往往会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老板。

1904年，罗斯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翌年3月，他与埃莉诺喜结连理。埃莉诺是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侄女，所以说，罗斯福和表妹联姻也属于近亲结婚。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侄女的结婚典礼，使得婚礼更加热闹和受人关注。富兰克林发现，大多数参加婚礼的宾客并非冲着新婚夫妇而来，他们更多是为了见到总统。从那时起，小罗斯福就下定了从政的决心。1907年，罗斯福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当了10年的律师。

1910年，身为律师的罗斯福开始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涉足政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堂叔时，遭到了老罗斯福的怒声叱骂，但小罗斯福并没有改变前进方向。他最终幸运地当选了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部长助理，其间参加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长达7年的任期内，罗斯福的表现堪称出色，提出了“建立强大而有作战能力海军”的主张。1920年，罗斯福作为考克斯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看来，他就只有当总统的命，但失败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政治新星的璀璨光芒。再说了，美国副总统的任务除了等总统出事之外，平时也没什么可干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就在一切看起来还顺风顺水的时候，无情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1921年8月，罗斯福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在扑灭了一场林火之后，大汗淋漓的罗斯福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沐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病。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福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在康复期间，罗斯福大量阅读书籍，其中不少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几乎没有经济学或哲学作品。

1928年，罗斯福重返政界，参加州长竞选险胜，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于1930年成功连任。州长的任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际从政经验。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193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罗斯福在1932年11月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政敌常利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但是他总能以出色的政绩、卓越的口才和充沛的精力将其变成优势。他告诉大家：“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而不一定是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他的工作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在第一个任期内，罗斯福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举世闻名的“罗斯福新政”不是咱们讨论的主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结果，那就是罗斯福新政获得了成功。第一个任期终了的1936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娓娓动听地描述：“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有了这样的成绩，罗斯福在1936年再次当选总统，可谓是水到渠成。

20世纪30年代，欧亚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在远东，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权，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的首脑，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夺取了西班牙的政权。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罗斯福比其他西方领导人更早地明白，这些新的领导人代表着什么样的威胁。在写给驻法国大使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没有人明白，在你我有生之年，欧洲局势之黑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就一直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罗斯福认为，一旦欧亚局势日益紧张，最后引发战争，苏联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基于此，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就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由于缺乏互相信任而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糟，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多次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没有那么做。罗斯福认为，继续保持两国关系，能够在紧急时刻起到好的作用。而这紧急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少年就发生了，事实证明罗斯福是对的。

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源于他最钦佩的两位总统：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教给他如何捍卫民族利益，达到权力制衡；伍德罗·威尔逊教给他“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共同维护和平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罗斯福政府开始在南北美洲大力推行“睦邻政策”，此举使西半球基本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也为美国之后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欧洲和远东战云密布，罗斯福眉头逐渐锁紧的同时，美国国内此时盛行的却是倡导与世无争的孤立主义。这种主流民意认为，美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主动去干预美洲大陆以外的事务，更不要去参与欧洲纠纷，千万千万不能卷入未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种孤立主义思潮遍及美国。根源除了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之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入那场战争的态度是“不值得、没必要”，认为仅仅出于公愤而加入战争是不明智的。跑大老远地去替别人打仗，连个好都没落上。美国人还在前线拼命的时候，那边英法两国已经在背后谋划如何分赃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特别是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英法两国合起来欺负这个他们眼中的乡巴佬和暴发户。国际联盟是美国倡导建立的，最后真正说了算的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在会上赞成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提议，但是英法却顺从了日本的意思。在提议遭到拒绝后，美国代表集体抗议退场。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不是到现在才生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会时就已经生过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对于自己总统倡议并成立的国际联盟，你回来后我就是不批准，最后美国硬生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这也是国际联盟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直接或者间接遭受欺骗之后加入了那次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该死的战争。1934年，美国军火调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调查报告，开头就说，“上次参战我们的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他们甚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定为“美国和平动员日”。

1936年1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宣布退出了海军裁军条约，意大利正用飞机大炮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大刀长矛，希特勒在不断地扩军，磨刀霍霍。罗斯福认为：“许多夙愿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爆发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他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高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100万人签名，5万多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的游行”，连学校的少年和儿童都组织了罢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50万德国人，在日本向驻守北平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

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光吆喝还不过瘾，他们认为为了避免以前的“悲剧”再次上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限制那些好战分子的行为，最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中立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国先后颁布了《中立法》，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国内孤立主义的大获全胜。法案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美国输出武器装备和信贷，而有效期为两年的“现购自运”条款则授权总统要求在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的交战国付现金并用本国船只装运。比较拗口，说白了就是“只收现金不送货”。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无异是对侵略者的默许和纵容，对当时欧洲的绥靖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引导美国及其公众做好反法西斯战争的准备，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罗斯福开始与孤立主义者展开了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漫长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罗斯福刚刚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公然挑衅。这时，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罗斯福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关注已经乱成一团糟的世界。颇具戏剧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同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和轴心国领导人希特勒，对古老的中国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不管从国家利益或者个人情感上来说，罗斯福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至于美国和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罗斯福认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海军部部长助理时，罗斯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点。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到了美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松冈洋右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也不算很冤枉。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由于国内孤立派势力的束缚，罗斯福也难以采取什么主动行动去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并赢得一般民众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这种模糊不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之前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外，罗斯福没有拿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罗斯福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会有所得。”

斯大林在苏联只要说句话就能办成的事，罗斯福在美国用几年时间都不一定能办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选择在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罗斯福说：“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其余10%的人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90%的人们，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

然后他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某些国家的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罗斯福的这一番话，表明了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态度，暗示着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他这样做，主要是想看看国际以及国内民众的反应，用围棋语言来说，就叫“试探应手”。

含糊的几句话，老酒看了都觉得糊里糊涂，却立即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墨索里尼作为对罗斯福声明的回应，立即表明坚决支持日本的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了美国总统的演说。日本内阁政府随后宣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这还不算大事，你不来开会，谁稀罕你了。关键在美国国内，罗斯福立即遭到了孤立主义者和诸多出口商的口诛笔伐。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一样不喜欢新出现的法西斯浪潮，但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更为强烈，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置身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到20年，许多美国人对那次大战还记忆犹新。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血腥冲突的政策。

《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先生，请立即停止煽动战争!”没说“闭嘴”已经算不错了。《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更大的军事报复，防疫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劳工联合会也做出决议：“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撰文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甚至威胁要对罗斯福进行弹劾。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征集2500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甚至还有人和松冈洋右一样大骂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罗斯福对他受到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即意识到元宝生虫坏财。后来，他对自己的“闺密”罗森曼法官谈起当时的心情，心有余悸地说：“你一心一意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情景真是太恐怖了。”

当时的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愿意改变国家的中立政策，赋予总统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一切都证明，罗斯福“试探应手”的那颗子被吃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地停下来，那罗斯福就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比肩华盛顿、林肯的伟大总统了，他必须对这颗残子，尽可能进行利用。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迂回前进的掌舵人，在察觉到风向不利时暂时收了帆，但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进。

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斯福就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打的牌。可是这张牌当时也不能轻易打出来。美国民众对“防疫演说”的敏感反应使得罗斯福清楚，民众根本不可能接受禁运的方案。当然，包括国务卿科德·赫尔和海军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只有眼睁睁看着日本一路穷追猛打，将蒋委员长赶到了西南一隅的一个山窝窝里，那里有个城市叫重庆。

你退一步的话，敌人就会前进两步。武汉会战之后，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这就是告诉大家，中国这儿以后你们就别来了，别的地儿玩儿去吧。此举强烈刺激了英美等国。美国立即对此做出了反应，三天后，11月6日，美国就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按照《九国公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驳斥，认为美国的行为“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美国对此也是干着急。

不过从那儿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就开始走向具体化。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贷款，英国也拿出了1000万英镑。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一周后，1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的决议。

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越发清晰。1937年至1939年，美国累计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其中的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其余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其他物资。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直言不讳：“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这正是美国援华的根本点所在。

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罗斯福还打出了一系列隐秘的组合拳。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海军扩建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文森法案”。1938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又订立了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真正让日本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突然单方面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其原因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请求美国政府禁止对日本输出军用材料、军用品，特别是禁止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蒋介石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让日本感觉到美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罗斯福接受了请求，并在接到蒋介石电报之后的第六天就对外发布了废约的消息。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这预示着重要战争物资如钢铁、石油等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随时面临被部分或全部禁运的危险。

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生意该做的还是要做。但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会无动于衷，美国随时可以给日本“断奶”。《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两国之间规模缩小了的贸易。

美国企业界肯定不是很支持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幸福》杂志在1940年7月就日美两国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高层人士做了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5000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总裁和经理。调查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一是彻底绥靖，放任不管，与日本再订立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范围”是合理合法的；二是强硬，对日本禁运或者施加武力威胁；三是顺其自然，走着说着，背着手，撒尿随它流。

征询意见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主张第一条办法“绥靖”的占40.1%，主张第三种“随它流”的占35%，主张实施强硬措施的只占了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的又仅占19.1%中的19.4%，也就是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连4%都不到。看来，大部分美国商人还是希望同日本继续做生意发大财。

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和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欧洲只剩下大英帝国在负隅顽抗。但是，英国没有屈服。在绥靖首相张伯伦黯然下台之后，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对于欧洲的战争，罗斯福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对欧战宣布了中立。1939年9月3日晚，罗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广播了一项特别通告，简略地论述了美国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的立场。他说，“美国将保守中立”，但是也指出“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美国从法律意义上说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一场世界大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的领导人希特勒，也不太喜欢墨索里尼，他们希望不靠他们，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表的广播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美国人民全力寻求和平，不仅寻求国内的和平，也包括可能影响我们国内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和平。我们美国人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为此，我们不仅要为我们今天的安全采取行动，还要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采取行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和大洋之外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通过寻求我们美国免于战争的办法来寻求我们的朋友也能够免于战争。”——老外的发言看起来真费劲!

美国必须适时做出重大改变来适应欧洲的战争形势。尽管也有人呼吁对英国进行援助，但更多的美国人仍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罗斯福要求国会修改那可恶的《中立法》，以便向盟国出售武器来对抗德国。经过冗长的斗争和辩论，美国参议院终于在1939年10月27日以63票对30票获得通过修改法律，11月2日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43票对181票。这样，在11月4日，美国国会修订了《中立法》，允许交战国购买美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政策在大西洋和欧洲对盟国是有利的，因为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亚洲反而对日本有利，因为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立法》修改后第三天，11月7日，一个由英国人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就在美国宣布成立。12月6日，罗斯福任命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武器和物资的调配，帮助执行盟国的采购计划。真是够迅速的!

1940年1月5日，罗斯福很快就把1939年至1940年的财政预算送交国会，其中预算里就包括了11.26亿美元的军备开支计划。一个星期之后，通过罗斯福的极力争取，计划的预算再次追加额外的2.1亿美元并获得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得寸进尺地以防空安全为由，再次要求国会追加5.25亿美元用于美国未来三年空军的扩充，此外还包括陆军装备的增加和改建完善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加强美国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巴拿马运河的海岸防务。罗斯福告诉国会，这是保证美国安全所需的最低费用。

4月3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附加支出的《国防法》。根据《国防法》规定以及涉及各项措施所需的资金需要，4月26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了58789824美元；5月25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了773049151美元；7月1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又追加了22398047美元。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国防费用，在这届美国国会闭会时达到了惊人的16.14亿美元，而随后的一些国防计划还需要6.4亿美元。

在德国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向着巴黎挺近之时，罗斯福听到了法国总理雷诺濒于死亡时那声嘶力竭的求救声。雷诺告诉罗斯福，法国或许还可以挽救，如果罗斯福能立即对德宣战的话。他同时请求美国把大西洋舰队和美国当时能出动的所有飞机都调到欧洲去。罗斯福礼貌地拒绝了雷诺的请求。他告诉雷诺，即使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也做不到。他没有宣战的权力，只有国会才有权做出那样的决定。美国舰队主力部署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于实力孱弱的大西洋舰队又需要用来保卫美洲的东线，美国“没有大批的飞机”可以派往欧洲。英国政府也来电帮助法国求情。丘吉尔和雷诺两人都指出美国本身处境的危险，如果法国和英国被敌人战败的话。可惜罗斯福依然是无能为力，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法兰西悲壮地轰然倒下。

此时的罗斯福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决定他个人前途命运的第三次大选。就在罗斯福与温德尔·威尔基用言辞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接到了丘吉尔发来的紧急救助信。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单独抵抗持续不了太久，他们必须立即得到帮助。

本来罗斯福在竞选结果出来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形势的紧迫使得他必须有所动作。英国正双手抱头、背靠圈绳，迎接着德国暴风骤雨般的组合拳打击，除了扔“白毛巾”之外，必须对它有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他的竞选对手威尔基是一位非常强硬而友好的人，一位出色的商人和演说家。当罗斯福准备答应给捉襟见肘的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用于护航维持战争生命线时，威尔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意对此不予以批评。其实这正是威尔基利用国内的反战情绪攻击罗斯福的最佳武器。1940年9月2日，罗斯福与英国签署协定，在舰队绝不会投降或者凿沉的前提下，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英国则将部分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此项协定意味着美国正式中立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有限参战的开始。

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更多人指责罗斯福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和德国作战。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的支持率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政治家中的佼佼者，罗斯福更是深谙此道。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听众表达：“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的孤立主义者。尽管罗斯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骗选民的竞选语言而已。这时候他如果强硬地表示要介入欧洲和远东的战争，就很可能失去总统的宝座。

相比威尔基来说，罗斯福还有一个竞选优势。由于当时世界战争频繁，为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者并不赞成总统中途易人，他们认为罗斯福是在危机时期领导美国的最佳人选，所以在投票时，有55%的选民选择了罗斯福。最终，罗斯福以2700万对2200万的公众选票战胜威尔基，打破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确立的传统，于11月5日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此美国特别规定，今后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现在奥巴马干了8年，闷不吭声就准备收拾铺盖离开白宫回家休息的原因，正在于此。

这边大选尘埃落定。刚刚坐下来的罗斯福连大气都没顾上喘一口，那边丘吉尔的告急信就又到了。这位焦头烂额的首相迫切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罗斯福前往国会为他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辩护，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我们民主的共同敌人进行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能够足够强大，足以对付德国，那么美国就能够避免战争”。其实他心里清楚后一句话是哄人的。没有美国的参战，大英帝国不可能独自去打败德、意、日轴心国。

国会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同意了总统的要求，授权罗斯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苏联想向中国提供援助，只需要斯大林的一句话，而美国为了能够向英国提供援助，却花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

欧洲那边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远东这边的瓢又浮上来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美日两国关系，因为近卫文麿的上台刹那间变得剑拔弩张。近卫文麿和那个曾经在美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松冈洋右对外公开叫嚣，日本决定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次真够彻底，日本干脆把英、荷、法三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分明是不把老大当人看哪!别说是内心本来就想战斗的罗斯福，连那些反战的美国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罗斯福立即采取了一个令人注目的“威慑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舰队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本来的计划是在5月9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这时候罗斯福的新命令来了：舰队先别回来，继续在珍珠港待着吧，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

1940年10月，理查德森上将向罗斯福提出，将主力舰队停驻在珍珠港是不明智的，此举在实质上无法制止日本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理查德森讥笑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动，因为他的舰队缺乏训练，待在夏威夷很容易受到日本舰队的袭击，他坚决要求把舰队调回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相对安全的基地。他认为他的6艘战列舰和3艘航空母舰在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但罗斯福总统坚决认为，把军舰留在珍珠港对日本人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为。再说，此时把军舰撤回国内，肯定会使国内外都认为是美国害怕日本了，在这关键时刻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面对理查德森接二连三的警告，罗斯福选择的办法是将他撤职，理查德森为他讥笑领导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也可能成为敌人“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接替理查德森司令官职务的就是倒霉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他也因此荣幸地登上了老酒的“十大‘玫瑰’排行榜”。

作为民主党人的罗斯福，还采取了另一项强硬措施，吸收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吸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部长，吸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陆军部部长。72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两国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他曾经担任过陆军部部长、菲律宾总督，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提出过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他从那些经历中获取了丰富的对日工作经验。史汀生和诺克斯都认为，盟国的胜利对美洲的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支持盟国方面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们都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鼓吹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比如全面禁运，要有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军扩建，要更大力度支援中国，以显示美国绝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他们因此被孤立主义者讥讽为“战争吹鼓手”。罗斯福这一人事任命加强了内阁中的“强硬派”力量，并对以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面对欧洲和远东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决心扩大海军规模以应对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对海军有着特殊情感的罗斯福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须具有能在两个大洋同时进行作战的强大海军力量，尽管在大西洋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压力。

1940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向国会提交了海军扩大计划的草案，即《两洋海军法案》，这个计划旨在使美国舰队具有充分的实力，可以单独应付潜在的敌对国家在各处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议案要求国会提供40亿美元，计划在5年至6年内建立一支两洋舰队，使海军的总规模扩大到70%以上。此项建议加上先前的一些海军造船议案，使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给美国海军规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美国人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了。他们逐渐明白，如果不进一步增加防务，国家很可能遭受战争的侵害。7月18日，斯塔克的提议在众议院竟然以316∶0的结果全票通过。

这一法案预计新增257艘大小船舰，总吨位合计约132.5万吨。具体包括1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2艘依阿华级战列舰、5艘蒙大拿级战列舰、33艘巡洋舰、115艘驱逐舰、43艘潜艇、15000架飞机以及总吨位约10万吨的各类辅助舰艇，总费用达到惊人的85.5亿美元。如果该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到1946年，美国将拥有任何强国从未有过的庞大海军。它将由750艘战斗舰艇组成，总共约有376万吨。可惜由于战争提前爆发，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战列舰逐渐成为鸡肋，所以后来战列舰的建造数量有所减少，各型航空母舰的建造数量大大增加。

但远东的局势并未因为美国的这些举措而得到片刻缓解，步步紧逼的日本很快使出了“夺命三板斧”。第一斧是7月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第二斧就是9月23日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最厉害的第三斧就是在9月27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几个侵略者抱起团来威慑美国，要求它在西半球凉快，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郑重地谈到了《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以应对轴心国的威胁。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史汀生回忆说，“1919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来与1940年的日本相类比，虽然不尽合适，但也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他们简单地认为，对于日本来说，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屈服。

另外两个军方大腕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陆军上将，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他们认为尽管与日本的战争很有可能，但是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最好是先采取守势，尽可能长地拖延时间。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罗斯福：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1941年美国的军事准备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陆军中甚至有新入伍的士兵“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架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位于大西洋沿岸，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对美国更重要。也就是说，不是日本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加让人讨厌。他们提出就目前而言，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开这会的时候，总统的选举还没出结果，在这关键时候，罗斯福只能选择支持马歇尔和斯塔克，尽管他心里可能更倾向于史汀生和诺克斯。罗斯福与赫尔及一帮重臣经过多次商量后，决定了美国下一步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斗争，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自身。

二、对日本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逼到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美国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

四、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但是和谈的大门随时敞开。

根据以上原则，美国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威胁做出以下的对策：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组织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

除了对日禁运废钢铁和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之外，1940年11月30日，美国再次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款项1亿美元，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相比夏威夷的珍珠港而言，菲律宾才是真正的前线。用罗斯福的话来说，易攻难守的菲律宾就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1940年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空军志愿队到华作战。美国开始逐渐向蒋介石政府派遣飞行员志愿者，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参加战斗。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退役陆军上尉、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同时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也开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南洋地区，美国还开始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针对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联合防卫计划。

其实别说临阵磨枪的美国，就连蓄谋已久的日本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准备，双方都要为可能爆发的大战争取时间。既然如此，那就先象征性地进行一下外交斡旋吧。

啰唆冗长，足以让人郁闷得吐血数斗的美日会谈就此拉开序幕。

第三章 北进？南进！

野村出使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两艘美国驱逐舰悬挂彩旗，鸣乐驶出军港，以海军特有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尊贵宾客，来宾就是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对于野村先生，大家应该并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沪抗战中就已经亮过相，当时的职务是海军第三舰队的中将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谦吉一样，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不同的是，那两位都是丢了一条腿，成了金鸡独立，而野村则被炸瞎一只眼，变成了“独眼龙”。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战功晋升海军大将，达到了其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现役。在阿部信行担任首相时，野村曾短期出任过外务大臣，试图协调日美关系，因军部的强硬最后无果而终，后随着短命的阿部内阁的倒台再次赋闲。按一般情况来说，已经64岁的野村，今后也就是在家里抱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辈子基本也就那样了。

1941年前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导致美日关系不断恶化。头一年冬天，美国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撤侨。1941年新年刚过，美国就正式开始陆续撤走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位于东京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缺乏生源被迫关闭。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日美战争的书，书的结果当然是美国被打得很惨，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3万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了野村再次出场亮相的机会。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等大腕开会，研究决定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会议的主要观念由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斯塔克在美国高层中是有名的亲英派：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美国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应暂取守势。美国做出这些决定，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开始派出水面舰艇和潜艇破坏大西洋上的交通线。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都位于东海岸，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将是最直接的威胁。罗斯福还担心德国会进一步干涉拉美事务，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是万万不能起火的。坊间甚至有消息说，希特勒准备在击败英国之后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越过大西洋在南美登陆，占领南美大陆后，向北越过巴拿马运河进攻美国本土。尽管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术上也存在很大难度，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拥有大量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国柏林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29位。欧洲沦陷后，很多占领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听命于纳粹，德国本身以及占领区的工厂也极具竞争力。罗斯福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其间，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多次写信给他，提供了许多希特勒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建议美国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研究这种可以在一瞬间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国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的消息更让罗斯福忧心忡忡，而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这样一种裂变武器，不但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罗斯福已经命令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对于这种武器的开发，美国一定要走在德国前面，但谁也不敢断定德国就一定会落在后边。

最后，在欧洲，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在亚洲，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内部也缺乏合力，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仅仅是利用广大的地域来拖住日本而已。

对美国而言，欧洲绝不能全部丧失，可仅凭英国不但不能击败德国，甚至自身都难保。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将其作为今后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远东，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暂时被列为第二优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谈判手段暂时稳住日本，等与英国合力收拾完德国再回过头对付日本。这对于苦苦支撑的蒋委员长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逐渐走向前台。美英两国参谋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参加会议的基本思路，会议决定美国的国家目标确定为下列三项：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国使它不要轻易被击败；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参谋长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英国代表对其立场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二、应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对付日本；三、远东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

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基本一致，不用再说，但第三点引起了双方的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大英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也不愿分散主力。经过若干轮会谈之后，双方代表做出了三点决议：一、确定欧洲为主战场；二、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

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与大陆国家的战争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计较一时之得失。用他们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其传统战略是以最小牺牲和极小冒险来追求最后胜利。也诚如美国人所不屑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英国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让全世界人民从轴心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享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权利。英国的目标则是能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差异，此时仅仅是一种萌芽，在1943年战争局势有了根本改观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国当时的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准备，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在欧洲，德国对英国的反封锁战术取得明显成功，美国迫切需要采取的动作就是对英国进行援助，以使其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在远东，除了外交谈判，也势必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来拖住日本，以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美国在1941年1月7日设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被改编为大西洋舰队，由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的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解除了原来不怎么听话的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职务，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改编为亚洲舰队，司令官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罗斯福还采取了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那就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中国繁荣富庶的东半部已经沦陷于日寇，法国沦陷，英国饱受德国空袭，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也就是欧洲部分基本落入德军之手。反法西斯阵营军事上步步溃败的同时，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战略物资的生产明显处于下风。《中立法》同意盟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物资，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贫如洗、无法付账的程度。而中国更穷，根本无钱可付，有时候送东西还要倒贴钱，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自运”的原则，则英国和中国都可能被迫向德国和日本妥协，苏联的抗击也难以为继。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面临的困境。丘吉尔表示会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但前提是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有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提供护航，或者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借给英国，同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域。他敦促美国加速工业生产，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丘吉尔最后可怜巴巴地说，他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非要英国先把美元花光，才继续给予帮助，因为英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事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事业。

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决定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这样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的话，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然后他变相地讽刺那些孤立主义分子，“谁也不能靠捋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设邻居的家里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走这条水龙带，只需要他在火灭后原物送还即可。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防务正在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对16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8日又以60票对31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使得英国、苏联和中国可以暂时不花一分钱而获得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补给。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国”的立场。法案最初授予罗斯福总统借出的物资不多于13亿美元，后来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使得罗斯福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大大受益于该法案，美国的援助可谓是解了众多同盟国家的燃眉之急。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继续为盟国提供战争装备和物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英、苏、中等38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达500多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国，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联邦所得的援助共300亿美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总值为102亿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109亿美元(苏联自己统计为98亿美元)。

在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之后，当前美国在亚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拖住日本，使它无法全力南进。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同情中国，这一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得多。根据总战略需要，美国制订了加强援助中国的计划。继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柯里特使之后，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明显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1941年1月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的援助物资吨位仅为4000吨，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吨。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之外，美国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鼓舞更大，中国人民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总额为8.4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这些支援中国的行动，都不断加深着日本对美国的仇恨。

大洋那边，美国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大洋这边，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东京的樱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开得灿烂，但首相近卫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丛下的阴影，斑斑驳驳。日本政府所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结束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就当前而言，中国的战事暂时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卫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采取的一切行动，与这一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也是调整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为了促进调整美日邦交，松冈认为势必要换掉当时的驻美大使崛内谦介，准备起用赋闲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冈就多次敦请当时在河口湖畔静养的野村重出江湖，担负起出使美国进行和谈的历史重任。

野村是少见的亲美派人士。这还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让野村再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经历。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为海军省的官员曾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作为随员参加过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个部长助理后来飞黄腾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这牛人当然就是罗斯福。

作为一个海军将领，亲美的野村属于不折不扣的“条约派”成员，他赞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而不赞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野村对美国人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这样说过，“当美国人遇到危险时，他们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所认为的，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着强大的潜能和灵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上将普拉特的来信，普拉特告诉野村，“虽然美国人往往被称为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所怀有的精神意志绝对不可低估”，野村对此深以为然。野村同时也是日本海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人，他曾经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战视为民主和独裁阵营之间的决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国这一民主的堡垒”。这些言论在平时都是反动的，但在此时让野村在美日两国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成为远赴美国开展和平谈判的不二人选。

对于松冈外相的邀请，野村最初是坚决拒绝。但经不住松冈外相的“三顾茅庐”，野村最终答应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过他的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会了近卫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继续南进的话，美国肯定会报复以石油禁运，这将迫使日本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美两国的战争就将爆发。他判断南进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海军将领，野村告诉近卫，美国绝对不会如日本所愿，在战争之初就进行舰队决战，一旦打起来的话，日本将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野村考虑到调整日美邦交的关键是中国问题，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国旅行，同当地的军事首脑进行了会谈，了解侵华战争的现实情况。回想海军之前曾经坚决反对三国同盟，野村估计海军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在动身之前，特地拜访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向东条陆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国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协助自己。东条陆相慷慨地答应了野村的请求，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岩畔豪雄大佐作为陆军特派员同赴美国。用东条的话来说就是：“他可是我们最好的谍报专家，并且对日中两国之间的情况非常熟悉。让他参加谈判，既能表明我们军部赞同和谈，又能为我们获取美军情报提供方便。”

谍报专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军界有着“科学家特工”的美誉，跟踪、监听、贩毒、制造伪币等手段无所不能。他还是日本著名中野间谍学校的创始人，为日本培养了无数的高级间谍人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将巨额假钞流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也曾成功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5000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到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资助过日本作战。看来，岩畔大佐也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是会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没有跟野村一起动身，他于随后的3月6日从日本前往美国，与野村会合。美国听说日本派来的是岩畔大佐，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对岩畔进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连岩畔大佐如厕都有人在一边陪着。

就这样，从1941年2月到12月开战之前，野村利用与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达45次的谈判，其中与罗斯福的会谈就有9次。尽管只剩下一只眼睛，野村的外表并不给人以狰狞的感觉。他那胖胖的脸上时常流露着温和慈祥的笑容。长得颇像一个大号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国民众亲昵地称为“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有5位海军将领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个是米内光政，第二个就是被美国人视为礼貌得“无以复加”的“真诚朋友”野村。谈判期间，野村接收从日本国内发来的密电达217份之多，尽管这些密电的内容在送达之前几乎全部被美国破译。

临行前，1月23日，松冈外务大臣给野村大使颁布了训令。同一天，野村面对众多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日美两国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我们都能以友好的态度统统解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抵达华盛顿。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野村正式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也在座，他对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壮，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体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罗斯福说，他宁愿称呼野村为“将军”，而不愿称呼他为“大使”。后来，野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提起这次会面，描述道，“那场面亲切而融洽”。

两人开始没有谈公事，而是畅谈了数十年来的“革命友谊”。但野村不是来叙旧的，话题终究要转到两国关系上。野村向罗斯福转达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立即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分手时，罗斯福告诉野村：“美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其根源在于日本不断地对外扩张。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因此而发生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野村对罗斯福的话表示极为认可，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成双方谅解，缓和两国关系，让“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实。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系恢复正常。《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

外相荣归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绝对属于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在松冈眼里，光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是远远不够的。松冈的宏伟目标是以此为基础，拉苏联入伙，组成更大规模的四国同盟。第一步先称霸欧亚大陆，第二步就是以四国同盟的强大实力迫使美国就范，然后利用美国逼蒋介石投降，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算真正“太平”了——松冈的计划可谓是环环相扣。为了实施这一伟大的目标，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松冈就多次请求允许他亲自到欧洲去实施这一宏伟的“人类和平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军方首脑亦赞成外相的欧洲之行。军方赞成松冈出访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军方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促进侵华战争的解决和适时实施南进计划。为了彻底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就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如果能够和苏联达成谅解，斯大林也很可能会答应日本放弃援蒋活动，对解决侵华战争大有裨益。

之前松冈已经就德、苏、意、日的势力范围与老朋友里宾特洛甫进行过多次沟通。初步议定的范围是：南洋属于日本，波斯湾和印度方面属于苏联，欧洲和中非属于德国，北非属于意大利。松冈还为未来的四国同盟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欧亚大陆同盟”。他对秘书加濑俊一说，“德国和苏联之间是有盟约的，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最佳机会。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下一步与美国握手的借口而已。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压，美国就会妥协。这样不但是日本，全世界都能生活在和平当中”。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整个世界都不用再动一发子弹”。喜欢惊世骇俗的松冈，尽管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实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后来有日本史学家假设，如果近卫文麿让石原莞尔出任陆军大臣，让山本五十六出任海军大臣，又能适当地控制住松冈洋右，日本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络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欧洲之行。松冈提出，老朋友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早就邀请他访欧，去年年底又再次邀请，不去实在有点不够意思。松冈提出，此行的目的，调整日苏关系是关键，所以预定在柏林、罗马各逗留两三天，在莫斯科停留一周左右，总行程是3月初动身，4月中旬回日本。联络会议最终批准了松冈的出行计划，这样，陆海军就一致把稳定北方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外相身上了。

在欧洲，德国与英国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不列颠空战的僵持使得德国无法完全取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导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一拖再拖。为了在远东吸引英国的注意力，之前德国多次提出由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日本陆军认为，外相访欧的重点是调整日苏邦交，对德意两国的访问只是礼节性的，串串亲戚而已。如果德国提出进攻新加坡的要求，万不可随意答应，日本人还不想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松冈答应了军方的请求。

1941年3月12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外相送行的人群，即将远行的松冈也是踌躇满志，他的欧洲之行注定会举世瞩目，受人关注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列车即将开动之际，松冈又匆匆来到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面前，问杉山什么时候能进攻新加坡。“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参谋总长有点生气地说，心里暗想，松冈这家伙真讨厌!

松冈出发前一个月，2月，里宾特洛甫就多次约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畅谈德日两国合作的美好前景。2月27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日本尽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新加坡”。

早在头一年，1940年4月，日本政府已经起用建川美次陆军中将出任驻苏大使，开始了与苏联改善邦交的尝试。日本迫切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和在新疆的特殊利益。11月20日左右，建川大使寄来了关于当时正和苏联力争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案的报告，谈判似乎有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于库页岛北半部的分歧迟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前，红色苏联几乎受到各国一致的憎恶，但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莫斯科逐渐有了与各大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英国政府在积极向莫斯科献殷勤，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都害怕苏联加入德、意、日的轴心国阵营。处于如此优势地位的苏联，肯定不会对日本做出轻易让步。

松冈的第一站就是苏联。3月24日，松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用松冈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开始他就给两位苏联领导人上了一堂日本式的“道义共产主义”课。他声称“道义共产主义”是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共同的敌人。有了这一开场白，松冈开始认真地谈论苏日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松冈的热脸贴上了凉屁股，他发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似乎对他的话没什么兴趣，苏联人只是勉强愿意讨论一个中立条约，而不提他所期望的那个范围更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联盟。

即使对签订中立条约，苏联人也是漫天讨价，莫洛托夫告诉松冈，“苏联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性质的互不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的“失地”，就是指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日俄战争之后，那里割让给了日本人，苏联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有点失落的松冈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到访问柏林和罗马回来后解决。

离开苏联的松冈于3月26日到达柏林。在柏林火车站，站台上插满了纳粹的“卐”字旗和旭日旗，迎接松冈的是伴随着一阵阵鼓声的“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松冈抬起右臂，向欢迎他的希特勒青年团频频致以纳粹礼——这动作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好像经过无数次训练一般。希特勒亲自接见了他。在随后三天里，他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用德国翻译的话说，松冈是极其少见的敢与希特勒进行同辈间闲聊的人。

其间，松冈去意大利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因为他是墨索里尼的“墨鱼丝”。在罗马，松冈受到了他的偶像墨索里尼、齐亚诺和罗马教皇的热情接待。在梵蒂冈，牛皮哄哄的松冈对十二世教皇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情比我更高。此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真不知道教皇听了松冈这番话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回到柏林后的4月4日和5日两天，松冈又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更深入的详谈。从德国方面来说，会谈的主要目的还是说服日本尽快对新加坡进行袭击。而这是松冈离开东京时军方告诉他绝对不能轻易答应的事。里宾特洛甫甚至告诉松冈，日本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他要求大岛浩提供有关新加坡的各种地图，“以便德国元首，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为日本进攻新加坡提供最佳的战略方案”。由于之前有军方的交代，松冈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略感失望。

里宾特洛甫告诉松冈，他与莫洛托夫关于缔结四国同盟的努力已经失败。头一年的11月12日，莫洛托夫应邀访问了柏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就试图以瓜分欧亚大陆这种令人眩目的前景来诱惑莫洛托夫，对苏联许以波斯湾和印度地区。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建议缔结一项条约，由苏联宣布同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目标，愿意在政治上同德、意、日三国进行合作，四个国家须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回国10天后，11月26日，对德国的建议做了答复：可以同意，但是必须满足苏联的有关要求，具体包括德国军队从芬兰撤出，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基地；在中东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被承认为苏联未来的领土愿望；在远东，日本须放弃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

莫洛托夫的答复说明，苏联的胃口太大，斯大林还在紧紧盯着巴尔干不放，而这一地区正是希特勒下一步想要猎取的目标。希特勒对同苏联签订协定从来不抱希望，也不信任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随时会撕毁任何协定，对德国进行袭击，他倒没想到自己也经常那样做。

里宾特洛甫继续说，总的说来，苏德关系还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友好。两国关系将来如何演变，目前难以断定。如果苏联要想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就会毫不留情地打倒它。德国已经在苏德边界陈兵百万，准备随时应付突然的事变。苏联如果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对日本实施援助。希特勒亲自告诉松冈，美国和英国也正在拉拢苏联。危机一旦出现，德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干掉苏联，回过头来再对付英国。这个时候日本如果向南挺进，攻打英国的属地新加坡，谅苏联也不敢对此进行干预。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日本去进攻新加坡。

希特勒进一步说，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轴心国当前的目标是要彻底摧毁整个大英帝国，占领新加坡对日本称霸远东大有裨益。希特勒提示松冈，“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如此好的机遇”。他主动向松冈提出一项日本没有要求的保证：如果美国介入并发生冲突，德国将履行同盟义务支持日本。希特勒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绝对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即使撇开德国军队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老酒不知道希特勒这句话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希特勒对松冈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没有告诉松冈，德国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进攻苏联。松冈到来之前的3月18日，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曾经劝希特勒向松冈透露这一行动计划，以促使日本马上去进攻新加坡。但希特勒认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都是一个德行，肯定不能做到保密。他认为松冈很可能会把这一行动计划泄露给莫斯科，以此作为谋取他盼望的日苏条约的手段。希特勒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苏军，苏德战争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为了使德国在进攻苏联时英国不至于在背后捣鬼，希特勒还是希望通过日本对新加坡的进攻来牵制英国。

德国的二号人物也接见了松冈，戈林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的宴会来招待松冈。酷爱收藏奇珍异宝的戈林接受了松冈赠送的一幅富士山油画，他开玩笑地对松冈说：“如果日本能攻下新加坡，我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的真貌。”松冈的回答是：“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立即那么去做。”

面对德国方面的再三请求，松冈只好敷衍说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表明，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立即着手进行，承诺回去后立即就该问题做政府和军方的工作。说了半天，还是一张空头支票。

松冈也清楚自己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协调与苏联的关系，最好是能与对方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他已经得知，四国同盟的大计划已告破产，德国在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前答应调解日苏矛盾的承诺，也已无法兑现。但松冈忍不住想提一提。当他提出缔结苏日条约的问题时，里宾特洛甫就劝他不必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请记住，苏联人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里宾特洛甫再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他认为，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去攻打那里，这将是对轴心国共同事业的最大贡献。有了共同的胜利，日本提出的各种愿望，诸如库页岛北部所属及石油开采权问题，“就会像熟了的果子那样，落入日本的怀抱”。

这让松冈无比烦恼。其实松冈应该能听出来，在里宾特洛甫的言语里，已经将苏联当成了潜在的敌人，这是里宾特洛甫就德苏战争即将发生能够做出的最露骨的暗示。甚至大岛浩也私下告诉松冈，德国和苏联不久可能就要开战。然而，松冈依然是执迷不悟。

德国已经暗中下定了对苏开战的决心，但没有向松冈明确表示，外相也没能及时察觉出来。此时德国的处境很微妙，关于日苏之间条约的签订，德国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指出苏联难以信任，暗示不要过分深入。松冈这次访欧，并没有和德、意缔结任何协定，大本营方面认为这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

4月5日，串完亲戚的松冈一行，离开柏林，再次前往莫斯科。第二天清晨，列车抵达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交界线时，传来了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消息。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闻听此信的松冈顿时异常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对秘书加濑说：“上天已经把日苏条约放进了我的衣兜!”

尽管早在3月间，美国就根据可靠情报警告苏联政府说希特勒准备进攻他们，佐尔格也从东京发来了类似的信息，但莫斯科一直不相信。斯大林认为，德国不会进攻苏联，并不是因为两国之间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那不过是一张纸，而是因为德国在西线和英国的战斗尽管占尽优势，但远远不到胜负已定的地步，希特勒不会犯“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当松冈于4月7日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次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人的态度仍然是不冷不热。

其间，4月8日，松冈寻隙会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因哈尔特。他对美国人说，苏联人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之高，让人难以置信，他们要求日本在“领土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苏联。松冈告诉莫洛托夫，如果这样做，他一定会受到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愤怒谴责，他既不愿也无权做出这种让步。

松冈对苏联的态度感到沮丧，可不想空手而归，那是多没面子的事情啊!于是，他折中地向莫洛托夫建议，能否签订一个范围较小的中立条约，声明“两国互相友好，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交战，则另一方保持中立”。莫洛托夫也做了让步，放弃了要求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的要求，但提出了新条件，要求日本让出在库页岛北部石油和煤的开采特许权，松冈同样无法接受。这可恶的老毛子!

处境尴尬的松冈提出在4月11日休会一天，双方都停下来冷静一下。随后他就去了列宁格勒，希望在此期间斯大林能够有所改变。但当4月12日他再次回到莫斯科时，莫洛托夫脸上的表情使他明白，谈判仍将以失败告终。松冈决定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决定于第二天离开莫斯科，宁可空手而归也不能答应苏联的无理要求。他向东京拍发了电报，内称不但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无望，连中立条约也已不可能。东京闻讯，大为失望。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看似绝望的事情也会变得柳暗花明。4月12日那天晚些时候，失落的松冈外相礼节性地去向斯大林辞行，奇迹就在这时出现。斯大林戏剧性地主动向松冈提出了两国的缔约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不要求日本立即让出库页岛北部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说。局面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

斯大林自然不会是突然良心发现。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西两面进攻苏联，因此曾把最优秀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派往日本。1941年4月初，克里姆林宫接到了佐尔格发自东京的密报：“日本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中立条约的意向，望有所准备。”此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诸多消息都提醒斯大林，德国很可能会进攻苏联，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佐尔格的情报。尽管对这些情报将信将疑，但斯大林认为先在东线稳住日本也不失为稳妥之举。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松冈第二次抵达莫斯科的一个星期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个最言而无信的国家道貌岸然、堂而皇之、各怀鬼胎地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签字仪式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该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双方约定，条约从1941年4月25日起正式生效。两国政府在签订条约时都正式发表了声明：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缔结中立条约从形式上可以当作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斯大林已得到日本的公开保证，万一希特勒在西线进攻苏联时，日本将保持中立。松冈也有所得，除了不至于两手空空返回东京，日本也获得了一种保证，当实施南进战略侵占南方富庶地区时，理论上背后不致受到苏联的袭击，这是军部最最渴望的。

实际上，即使在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北方边界的戒备也一刻没有放松，来自对方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双方都不敢在这里削减战备而冒险把兵力用于其他方面。在几个把侵略当成喝茶、吃饭的国家眼里，条约不过是一张纸。回日本后不久，5月6日，松冈就对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说，“如果德苏之间发生战争，没有一个日本首相或外相能使日本保持中立。形势将迫使日本站在德国一边去进攻苏联，任何中立条约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就是松冈内心对《日苏中立条约》的真正解释。

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竟成了它们相互馈赠的礼品。这让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大为光火，可除了多骂几句“娘希匹”和不承认之外，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重庆政府最担心的是苏联将从此停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日本也期望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能不承认重庆政府并停止对重庆的支援。可是不久情况就趋明朗，苏联对重庆政府的政策保持不变。莫洛托夫于4月16日告诉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在苏日两国谈判过程中没有讨论过中国问题，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抗日，苏联对华政策保持不变。看来苏联人也不相信日本人，认为援助中国拖住日本远比一纸条约要可靠得多。

可惜这一承诺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连自己的屁股都捂不住了，他还需要美国来援助呢。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乃至终止。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心存感激，人家毕竟在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天送来了无比珍贵的焦炭!

此时，美国已经超过苏联成为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也在关注着松冈的欧洲之行。在接到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后，赫尔告诉野村大使他并不担心，“因为苏联当前的政策是不想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是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这个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上而已”。

就在条约签订第二天，4月14日，赫尔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关注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租借问题”。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下令军火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签字仪式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斯大林对于这一重大外交转折显然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足以证明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松冈是刚刚从柏林到的莫斯科，如果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自己的盟国日本去和将要作战的敌国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呢？意识到这一点的斯大林无比兴奋，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甚至在祝酒词中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早已戒酒的斯大林破例给松冈敬酒，并夸赞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有所差别，但是双方谁都不会也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事实上，最后违背这一誓约，出兵东北的，恰恰正是斯大林自己。松冈也频频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拥抱着松冈，诙谐地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松冈享用了斯大林不少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他也兴奋地频频举杯：“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斯大林对松冈说：“日本和苏联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就可以放心地整顿远东了。苏联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一起来对付美国。”

松冈明显是兴奋过头，喝多了。他放肆地告诉斯大林：“条约已经签订，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就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也会来取你的脑袋。”

在苏联，斯大林何尝受到过如此的言语威胁？他马上把脸一沉，反驳道：“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很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安安稳稳地长在肩膀上吧!日本虽然强大，但苏联可不是1904年的沙俄。”一番话说得松冈颇为尴尬。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的列车不得不推迟一小时发车。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站台上一片哗然。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时，都吃了一惊。

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也都惊呆了。要知道，斯大林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要人。只见斯大林正在兴头上，和松冈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把手搭在对方肩上以示友好。矮小的斯大林搂住同样并不高大的松冈，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像在搏斗。斯大林走近建川美次大使，友好地拍打他的肩膀，劲儿好像用大了，身高只有一米四七的建川中将向后退了三四步才站稳，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斯大林再次告诉松冈：“有了《苏日中立条约》，在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不仅仅在欧洲，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松冈兴高采烈地回应道。

这的确是峰回路转的闪电外交，全世界都为此而目瞪口呆。苏联媒体评论，中立条约“无论是从迫使日本与英、美作战的苏联的大战略来看，还是从与德国的关系处于紧迫状态来看，都是苏联的巨大成功”。日本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赞扬松冈外相的“丰功伟绩”，给予《日苏中立条约》极高的评价。松冈洋右一时又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第二天，松冈与斯大林拥抱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朝日新闻》 4月23日发表的评论说，“松冈外相使《三国同盟》获得了新生”。在日本，松冈外相的肖像照销售量甚至超过当时最红的女影星，包括当时伪满洲国最著名的歌影两栖明星李香兰，就是唱《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的那位——其实这是个本名叫山口淑子的日本人。远在东京的近卫文麿听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松冈洋右的确是个能人!”

松冈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自我陶醉之中。他未曾想到，在诺门坎战役和三国结盟之后，斯大林会轻易同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他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自己的个人魅力。“红矢”号专列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如电，车厢内的外相却激情如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渲染自己的辉煌成就，他对随行人员说：“年轻人，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得就是多。”他借着酒劲对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它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

就在松冈像一位凯旋的将军那样兴奋地乘坐专列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向远在东京的佐尔格发出了感谢电：“我们对你所做的努力深表谢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理查德·佐尔格被誉为“二战谍王”和“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名言就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佐尔格是德国人，其官方身份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苏联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他的情报主要来源两处。一是日本秘密共产党员尾琦秀实。1901年出生的尾琦是《朝日新闻》记者，也是有名的“中国通”。他曾经当过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是近卫身边最重要的顾问之一，和近卫现任秘书牛场友彦(战后日本驻美国大使)、西园寺公一、犬养毅的孙子犬养健都是好友。他为佐尔格提供情报服务的唯一条件是不收取任何金钱报酬。二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奥特十分信任佐尔格，愿意把一切信息与他分享。他甚至在德国驻日使馆为佐尔格设了一间特别工作室。英俊潇洒的佐尔格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负伤使他跛了一条腿。尽管如此，拥有非凡魅力的佐尔格还有着数不清的情人，其中包括经常活动于延安的史沫特莱。这家伙也真不够江湖，就在奥特提供给他的特别工作室里，他把奥特的夫人也变成了他的情人之一。

松冈在往返经过莫斯科时，几次和罗斯福总统的心腹、美国大使斯坦因哈尔特进行会谈。在归途中，松冈相当大胆地向斯坦因哈尔特透露了他和德、意首脑之间的谈话内容，看来希特勒担心松冈泄密不无道理。松冈告诉美国大使，日本只希望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毫无意图要去占领太平洋地区的英国、荷兰或美国的任何属地。他希望大使能够劝说罗斯福停止援蒋活动，借以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日本将以此为目标来促进日美邦交。

如上所述，此时的松冈还在幻想回日本后以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等一系列既成事实为背景，积极推行以解决侵华战争为目标的日美邦交。松冈的思路变得无比绵长，甚至开始谋划通过日美合作来调停英德战争。

完成访欧使命的松冈在4月21日途经大连，接到近卫首相的电话，首相说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建议，请速速回国。松冈立即断定他同斯坦因哈尔特的会谈收到了效果。除了表示愿意让美国出面帮助调整中日邦交的意愿，当时他向美国大使暗示，如果美国反对日本，日本将在军事上支持德国。大人物就是不同凡响，这样随便的几句话就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松冈心中得意无比，他对加濑说，“舞台已经布置好了，接着我们该去华盛顿了”。此时的松冈可谓是归心似箭。

4月22日下午，松冈乘坐的军用飞机在立川机场顺利着陆。“凯旋将军”松冈身穿黑色西服，左手拿小礼帽，右手执文明棍，兴高采烈地走下舷梯。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上下无比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松冈外相一面向欢迎人群微微点头致意，一面气宇轩昂地径直走到近卫首相跟前，同他握手。与近卫寒暄之后，他立即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归国第一声”讲话录音。

近卫首相低声对身旁的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说：“这录音大概要很长吧!”

“恐怕很长，不，一定会很长。”富田答道，谁都确信外相的“归国第一声”录音一定很长。按照松冈的习惯，不讲得你昏昏欲睡是绝不罢休的。不料这次出现了意外，录音很快就结束了，反倒使已经做好受折磨准备的大家意犹未尽。

录音放完，近卫提出和松冈乘同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内阁其他大臣都在那里候着呢，近卫也想在途中同松冈谈谈有关《日美谅解草案》的事情。但松冈说他要立刻去皇宫向天皇致敬，“这是每个日本人首先必须做的事情”。近卫认为松冈此举完全是装腔作势。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不愿和他一起去，只好改由大桥忠一外务次官和松冈同乘一辆车前往皇宫。

前往皇宫的途中，大桥次官向松冈详细介绍了《日美谅解草案》的前因后果，大桥告诉松冈，《草案》不是由外务省起草的，而是几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的脸色迅速晴转多云，再转彤云密布。当得知之前已经召开过联络会议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松冈外相勃然大怒。外相生气的原因有三。

一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匆忙研究决定，把我这外务大臣当什么啦？这分明是对我这位“大功臣”的不信任嘛!

二是老子辛辛苦苦在外边跑，将德国、意大利、苏联全部搞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拿他们来逼迫美国屈服。现在倒好，你们却要反过来向美国让步求情，简直是本末倒置，真真岂有此理!

第三个原因松冈没有说出口。本来松冈是准备亲自赴美与罗斯福谈判的，现在近卫横插一杠子，抢了他的风头。他不能允许任何人包括近卫和野村对美采取重大外交行动，所有的事情都要他来做主。看来短期内赴美谈判已不可能，想到这里，他告诉秘书，“把行李箱先送回家收起来吧，最近不会再出去了”。

最让松冈生气的就是近卫。他认为这是近卫喜欢哗众取宠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想得到别人的喝彩了，所以才在他不在家时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想哗众取宠的恰恰是松冈自己。在松冈眼中，近卫虽然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他的总结能力几乎为零。放眼同时代那些强有力的政治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墨索里尼等，松冈认为近卫是最弱的一个，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不成熟，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接下来，大桥次官马上开始领教上司那早已熟悉的喋喋不休，松冈的话如同连珠炮一般：“什么假如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啦，什么即使美国和三国同盟的一国打仗日本也不站在盟国一边啦，什么不南进啦，这样重要的外交谈判，不通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务大臣就擅自去搞，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这小子临赴任时我就提醒过他，可是他太随便了，在调整外交关系这种重大问题上做得太过头。近卫毕竟是近卫，而对此事深信不疑地表示同意的军部也毕竟是军部，懂什么呀？我绝不赞成这个方案!这里可能包含有30%的善意，但70%以上都是险恶用心。我们煞费苦心建立三国同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又是为了什么？简直太愚蠢了!对美国这样软弱今后日本还有救吗？我们能对美国说‘日本已经打不下去了，请救救我们’吗？可笑至极!好，你们瞧吧!这回我非要把美国弄得走投无路不可!”

此时的松冈已不再是得意的凯旋者，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又说不出。他一直捍卫的近卫竟然背着他干出如此的事情，此时他的心情恰似辛苦归来时“发现爱人不贞”那么糟糕。明明知道近卫和一大帮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着，松冈在参拜天皇后，擅自改变行程回到了外相官邸。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然后和外务省官员和家属举杯庆贺。他的神色中已经隐隐透露出一丝疲倦和愤怒。

那边，近卫带着东条、及川、平沼、杉山、永野等一帮军政要人耐心等候。首先忍不住的是已经74岁的内相平沼骐一郎：“这叫什么事呀，搞错顺序了吧!真不像话，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吗？快派人去把他叫过来!”

一直到了21时20分，出尽风头的松冈姗姗来迟。但接下来依然是松冈一人的现场表演，他喋喋不休，让所有人都无法张嘴。可能话说得太多了，松冈的嗓音略带沙哑，不时夹杂着几声咳嗽。松冈故意不谈会议需要讨论的话题而畅谈访欧见闻，他开口一个希特勒，闭口一个斯大林，好像他们是结识多年的哥们儿，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苏联。最后不得不提到《草案》时，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内阁和军部怎么说，我绝对不同意这个方案。”

松冈提出，既然我们已经与德国缔结了同盟，就必须首先同德国取得充分谅解，才能开始日美谈判。松冈的嚣张连哑巴及川海相都忍不住开了口，他表示不赞成外相的意见。大家纷纷附和及川，会议气氛渐渐倾向于不必取得德国的谅解先进行谈判。松冈再次提出，用讨好美国的办法来调整日美邦交不仅最终难于实现，还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对美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23时左右，松冈在再次强调“对于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没有人懂得比我多”之后，突然宣布他需要“休息一个月”来慎重思考这一问题。之后以疲劳为由独自退出会场，把一大群人晾在了那里。

4月23日，近卫把松冈请到自己的私宅荻洼庄进行了会谈，松冈再次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向近卫提出进攻新加坡，近卫对此未置可否，会谈除了互相增加不信任感之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后，松冈说：“请让我把欧洲的事情忘掉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4月24日，两人都病得卧床不起。

4月25日，近卫首相带病召见了陆海军大臣。近卫说：“松冈外相主张按照德国的意图进攻新加坡，你们想法如何？”东条和及川都不同意日本在现有的局势下采用如此过激的行为，陆军和海军甚至提出解除松冈的职务。

近卫也想到了更换外相，但此时更换松冈会带来两大不良后果：一是导致日本失去德、意轴心国的信任；二是会加深苏联对日本的怀疑，毕竟松冈是刚刚和斯大林签署中立条约后回来的。还有一点，松冈目前在国民心目中如日中天，是“大和民族的英雄”，近卫不能不有所顾忌。

尽管近卫首相和陆海军方面都十分焦虑，但松冈外相一直以养病为由深居简出。其间，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四次前往松冈私宅，拜访游说外相接受《草案》，松冈一概拒绝发表言论。由于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必须有外务大臣的表态，联络会议也开不成，也就无法对野村大使及时发出训令。

美国那边，岩畔大佐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在征得野村大使的许可后直接越级跟外相通了电话，但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要等待希特勒的回复意见。松冈很恼火地告诉岩畔：“你告诉野村，叫他不要过早向美国人送秋波。”岩畔后来说，他当时真想劈头给松冈来两记耳光。

之后岩畔和井川拜访了美国前总统胡佛。胡佛对两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但说目前是民主党人在执政，作为共和党人，他们对谈判帮不了多少忙。最后，胡佛说：“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胡佛说得一点都不假，当过总统的都是牛人呀!

由于迟迟等不来东京的指示，4月29日，连好脾气的野村也再次向日本国内致电询问，依然未果。野村对此深感沮丧，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谈判。无奈，野村只好多次去向赫尔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赫尔对此表示谅解。

松冈外相本来就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况且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老憋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5月3日，外相的感冒终于好了，联络会议立即召开。在这天的会议上，松冈外相再次提出了在德国他曾经向希特勒和戈林承诺过的进攻新加坡的问题，大家对此均不赞同。对于日美谈判，松冈提出首先向美国建议签订一个折中的日美中立条约，同时抛出自己苦心冥想拟订的“三大原则”。

一、关于《三国同盟条约》的问题，日本信守把三个轴心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继续履行条约义务。

二、美国必须承认《日华基本关系》和《日满华共同宣言》，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本之间的既成事实，日本坚持在中国的驻兵权。

三、在南进问题上，日本“难以保证不诉诸武力”。

松冈认为，原《草案》中提出“不能诉诸武力”的说法，“既不合适也很多余”，他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人最有价值的高贵品质”。

松冈的意见后来被称为“松冈修正案”。可悲的是，对于松冈如此强硬的言论，近卫首相以及军部最后竟然都表示了赞同。

就在5月3日当天，松冈向野村发出口头指示，要求野村向赫尔说明“美国如果加入欧洲战争将招来灾祸”，同时向赫尔探听美方对缔结日美中立条约的态度。赫尔断然拒绝了松冈的中立建议，认为这完全不切实际，也与当前的话题无关。他在回忆录上这样说，“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赫尔对松冈充满了恶意，在他眼里“松冈歪得简直像鱼钩”。

5月5日，东条陆相收到了岩畔大佐从美国发来的报告。岩畔认为，有必要迅速进行谈判，否则美国终将参加战争，罗斯福目前的地位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最后岩畔强调，“罗斯福和赫尔都不信任松冈外相并充满恶感”。

之前松冈把准备给美国的回复发给了德国和意大利征求意见，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就先发给了野村。里宾特洛甫获悉在未征得德国同意的情况下，松冈就向华盛顿作了答复时，怒不可遏。大使奥特奉命向松冈提出抗议，德国政府对此事“深表遗憾”，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也表示了同样的不满。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把美国的答复立即转告德国，让德国正式参加今后日美之间的一切谈判。松冈再三向奥特表示了日本对《三国同盟条约》的忠诚，但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参加美日会谈的要求。德国对此甚为不满。奥特因此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松冈已经被迫向敌视《三国同盟条约》的势力屈服了”。

还有一个比里宾特洛甫、齐亚诺和奥特更气愤的人，他就是驻德大使大岛浩。大岛对松冈与美国谈判事先不告诉他，怒不可遏。他竟然致电松冈，说“两面外交”将使日本遭到欧洲战争中双方的蔑视和憎恨，到头来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对于大岛来说，别说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松冈，就是他亲爹敢做对不起德国的事情，那他照样就是自己的死敌。

5月12日，《松冈修正案》送抵美国，赫尔对如此强硬的条件当即拒绝。在5月16日与野村的会谈中，赫尔强调，日军必须撤出中国并承诺不承担三国同盟的义务。

5月20日，赫尔和野村再次进行了会谈。岩畔大佐以日本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岩畔十分明确地对赫尔说，日本即使从中国撤军。也是指在若干年内，撤军的区域也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利于日本帮助中国“防御共产党的活动”，他表示不管中国问题最后怎样解决，这一条绝对要做到。就是说，日本军队将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区，这一区域的面积大约103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赫尔照样立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撤军建议。至此，《松冈修正案》完全葬送了之前的《日美谅解草案》。

美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极为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很多情况下都是野村大使从酒店服务人员的专用通道进入卡尔顿饭店，再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会谈还是引起了英国、中国和荷兰的高度警觉。英国谍报机构通过截获日德之间的密码通信知道了此事，就像德国、意大利对日本与美国举行和谈极度愤慨一样，英国随即对美国表示了强烈不满。不满归不满，英国此时有求于美国，不敢对美国大放厥词。英国向美国指出，日本的企图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分裂美英关系，在保持伪满洲国和在目前战争中获得重大利益，包括中国富庶地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条件下，从中国抽身，使美国取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援助英国。英国外交部向美国提交了备忘录，指出“日本布置了一个陷阱，希望美国不要跳进去”。

最愤怒的还不是英国人，大家已经猜到了，那是已跑到重庆的蒋委员长。中方随即向美国表示了关注和不安。5月23日，赫尔接见了脸色铁青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他谈了关于目前和平谈判的谣言”。赫尔向胡适指出，最近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糟糕，德国人占领了巴尔干，一个叫隆美尔的德国将领在北非打得英国人溃不成军，威胁到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赫尔提醒胡适要把远东和欧洲战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他承诺美国对西方和东方都绝对坚定地坚持现有的基本政策和立场。赫尔的话软中带硬，“如果欧洲局势更趋危急，我就不能肯定珍珠港我们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不会被调往大西洋”。之后他安抚胡适说：“无论如何，我在没有首先同你和你的政府中的同僚进行充分商量之前，不会采取重要步骤。”

盟友是一片质疑之声，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派。同样属于对日强硬派的内政部部长伊克斯对日美会谈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彻底实施石油禁运。罗斯福认为此举很可能导致日本铤而走险，狗急跳墙去进攻荷属东印度，进而诱发远东地区的全面战争，这与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背道而驰。美国军方也认为太平洋的战争应该推迟，最好在“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之时”。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意见迟迟不予以正式答复，双方都不敢出重拳而在以点刺试探对手。

5月27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36年前的这一天，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统领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歼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取得对马海战的辉煌胜利。这一天因此被定为日本的“海军节”。1941年的这一天，海军报道部第一课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在电台广播了一篇题为“对付世界动乱的帝国海军”的讲话。讲话中，平出大佐说：“一旦那些敌对国家的经济压迫危及我国生存时，帝国当然要奋起自卫。帝国海军现有大小舰艇两百余艘在中国沿海作战，又在西太平洋海域配备了300多艘舰艇和这些舰艇所必需的基地，这种配备情况是帝国海军前所未有的。目前一些重要基地已全部设防，飞机与舰艇均处于严阵以待的态势，如有人胆敢轻举妄动向我挑战，我必将一举而歼灭之。”

双方可谓是针锋相对。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国家处于无限制紧急状态”。美国在欧战爆发一周后的1939年9月8日宣布“国家处于有限制的紧急状态”，现在终于过渡到“准战时体制”。罗斯福同时指出：“战火正蔓延到西半球的边缘，接近了美国本土。目前大西洋的战争已从北极的冰冻海洋扩展到南极的冰川大陆。在西半球水域已有许多商船为轴心国破坏通商的舰艇和潜艇所击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针对美洲各国事实上的进攻。从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这点来看，要是等待他们进入我国大院后再动手那就等于自杀。”

也就在这一天，德国海军“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在大英帝国海军数十艘舰艇的围追堵截之下，“折戟沉海”于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之中。

美国拒绝《松冈修正案》，也不愿意签订中立条约，除了英、中、荷等盟国的反对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他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不久之后，德国和苏联即将开战。苏德战争将使苏联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对立面，实力不俗的苏联是美、英可以争取和团结的新力量，这样美国就更没有理由对日本妥协。就在德苏开战的头一天，也就是6月21日，美国政府的提案第一次正式送达日本，提案指出：一旦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就应退出三国同盟；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和平手段进行，拒绝日本在该地区使用武力；从中国领土撤走所有日本武装部队，不合并，不赔偿。之前曾让天皇、内阁和军部欣喜若狂的“承认伪满洲国”早已不见了踪影。

赫尔的回复中还包括一项口头声明：野村大使和他的同僚(指岩畔和井川等人)非常诚实热心，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赞赏和尊敬。之后赫尔话锋一转，对日本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之所作所为表示强烈不满：“某些有影响势力的日本官员正死心塌地奉行一条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其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他强调，如果这些人继续存在，“为达成太平洋和平这一崇高目的的日美会谈将以失败告终，实在是非常遗憾”。通俗一点说就是说，不相信贵国松冈洋右大人，麻烦把这人换了咱们再谈。

赫尔的声明令松冈勃然大怒。在松冈看来，这是对他个人的极大侮辱，也是对日本不可原谅的冒犯，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强国之间指责对方的首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日美谈判彻底陷入僵局!

北进？南进!

索契，一座规模不大却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是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著名旅游胜地。2014年这里曾因成功举办第二十二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而闻名遐迩。2018年，这里还将成为第二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之一。

1941年6月22日，在索契附近黑海的一艘豪华游艇上，一个格鲁吉亚人正在悠闲地垂钓。这时，秘书急匆匆地送来一封电报。看完电报之后，这个叫斯大林的小个子悻悻地收起鱼竿，嘟囔道：“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啊？”

就在这天凌晨，德国悍然撕毁两年前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3个集团军的143个师，在4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全面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和希特勒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对掐。“全世界都将为此屏住呼吸不作评论”——这是希特勒对这场战争的评论。的确，从这一天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正在东京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完工于1925年的豪华剧院是日本建设成就的代表作之一，能容纳2700名观众。坐在松冈身旁的，是一个长相英俊的中国人，他就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汉奸汪精卫。在第一幕结束的掌声之中，松冈接到了秘书加濑递过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关于苏德开战的确切消息。松冈马上意识到，自己精心策划的德、意、日、苏四国联盟已彻底成为泡影。他迅速起身离开剧院，直接进入了皇宫。松冈对天皇说：“苏德开战乃天赐良机，建议陛下马上下令实施北进作战。我们必须立即向海参崴发动进攻，然后北上直取苏联腹地!”

裕仁被松冈突如其来的言论唬得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刚刚和苏联签订了和约，与斯大林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松冈吗？前一天不是还嚷嚷着要南下进攻新加坡吗？面对天皇的疑问，松冈外相依然大言不惭，“英雄必能因势利导，我以前同意南进，但现在北方出现了天赐良机，我们必须转向北方，履行对德国盟友的承诺”。裕仁还算有风度，没有反问松冈“那对苏联的承诺呢”。他要松冈去同近卫商量，说完，就示意松冈接见完毕。

鉴于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他又获得了一个“希特勒听差”的绰号，连裕仁也曾经对人表示“松冈是不是被希特勒收买了”。

松冈走后，天皇随即宣召近卫文麿进宫。近卫向天皇解释松冈的观点仅仅是他本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是内阁研究的意见。松冈如此冒失的举动只会导致他今后在内阁中更加孤立。

从皇宫出来后，松冈立即找到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他向奥特保证说，“对于德国和苏联在欧洲发生的战争，日本不会按照日苏条约保持中立”，并主动答应竭力促成日本对苏联的进攻，与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的确是松冈的真实想法。6月24日，松冈在会见苏联驻日大使斯梅塔宁时宣称，“对于苏德战争，日本的政策尚未确定，未来的方向将主要取决于战争的责任由哪一方来负”。他又说，《三国同盟条约》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日苏中立条约》和《三国同盟条约》不能同时并存，《日苏中立条约》将自动失效。就是说，日本随时可以履行对德国的义务去进攻苏联。一席话吓得斯梅塔宁脸色煞白，两腿颤抖。

可笑的是，德国对苏联发起战争，作为德国重要盟友的日本，事先竟然没有接到德国政府的任何正式通知。4月以来，驻德大使大岛浩曾多次传回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驻欧各国陆军武官也陆续报告德国的精锐部队正在秘密向东线集中。针对这些消息，陆军参谋本部于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德苏战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苏联是一样的，那就是“德苏不会马上开战”。参谋本部认为，德国大军向东线集结可能是一个支援外交活动的佯动而已。在这一点上，老酒和日本参谋本部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不会做出同时对英、苏两个大国作战的蠢事，不管你到底有多牛。两线作战，自古以来即为兵家之大忌。

德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醒过日本。早在松冈外相访欧之时，里宾特洛甫就曾对他夸口，苏联胆敢有所异动，德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苏联。松冈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即将开战的暗示。松冈在5月28日还愚蠢地发给里宾特洛甫一份电文：“鉴于目前我国周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希望德国现在尽量避免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当时里宾特洛甫的答复是：“现在德苏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信如果战争爆发，德国用两三个月时间就可以结束作战，战争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英国。美英一贯对苏联深恶痛绝，如果现在去打苏联，美英也不会动手。”

6月6日，大岛大使再次发来电报，说他在6月3日和4日两日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直接会谈的结果，使他确信德苏一定会马上开战。这时，内阁和大本营才判断德苏开战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就在6月22日战争正式打响的这一天，大岛浩再次从柏林拍来电报，大岛说：“此次作战大概四周即告结束。这并非什么战争，而应视为德国对苏联采取的一项警察措施。”大岛对德国和希特勒的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比对他爹还亲的地步，他力主日本立即进攻苏联，这样既能让日本扩张满洲北面的领土，又能向他的纳粹主子表示忠心。即使后来到了德国进攻已严重受挫的11月，大岛在当月11日还拍来如此的电文：“可以说，莫斯科早就气数已尽，这样德国可能按计划在严冬到来之前给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苏联陷于无法恢复的状态。”然而，大岛祈盼的莫斯科落入德军之手的日子始终没有到来。

德国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德国驻东京记者佐尔格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尽快摸清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的立场。”

德苏开战，意味着日本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

其一，可以从北方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趁机南下，占领东南亚广大的资源地区，确立自给自足的不败态势。

其二，德苏开战，意味着苏联东线战力的削弱，作为俄国人世仇的日本此时应该趁火打劫，实施北进，进攻苏联广阔的远东地区，与希特勒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彻底把苏军打垮以解决北方问题。

在此之前，面对德苏开战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6月7日召开会议研究战争爆发后日本应采用的策略问题。因杉山元参谋总长和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出差不在家，会议由塚田攻参谋次长主持，同时拍电报要求总长和作战部部长尽快回京。

参谋本部认为，此时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侵华战争，对苏作战已经没有余力。日本陆军也没有能在外蒙古、西伯利亚与苏军作战的重型坦克。苏联装备对日本的优势在诺门坎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光装备，仓库里就连必备的防寒军服都没有。如果出兵西伯利亚，那将需要多少防寒装备呀，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而侵华战争是绝对不允许中途放弃的。甚至有人主张不如利用苏联无法继续援助中国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庆的压力，先迫使蒋介石屈服再说。

陆军的兵力不敷使用，那么武力南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泰国的方案似乎可行，因为这将主要由海军担当，陆军只须派出少许兵力配合就行。但如继续南进，就要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鉴于海军犹豫不定的态度，暂时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会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是继续向处理“中国事变”的方向努力；二是对北方只做必要的准备，等到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进展，譬如斯大林政权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的时候，再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三是力争实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静观局势、待机而动。

会议上弥漫着一种对德国强烈不满的气愤。让塚田次长和大家感到愤慨的是，日本连跟美国谈个小判都要求德国给予谅解，干啥事都先跟他们打招呼，现在看局势，苏德马上就要干起来了，德国却连个屁都没对日本放。还是次长觉悟要高一点，自己一肚子气，还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塚田强调考虑到构成三国同盟基础的日德两国，当时还有对苏、美、英的共同利害关系，此时还不能完全废弃三国同盟，要求大家少安毋躁，忍忍再说。

杉山参谋总长和田中第一部长回京后，从6月8日到10日连续召开了3天会议。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主张在北方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断然对北方行使武力。”杉山总长和田中都倾向于解决北方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大领导说了算。

但陆军省不同意参谋本部的意见。陆军省对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态度消极，主张只有北方形势达到“熟柿”，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武力，就像当年参加法国战役的意大利和波兰战役的苏联一样，在对方即将倒下的时候，在背后来上一刀，虽然有点卑鄙无耻，但毕竟好处最大，损失最少。陆军省认为德苏战争的前景，并不像德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乐观。苏联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很大，俄罗斯民族具有超强的忍受力，当年拿破仑那么牛，最后不也失败了吗？陆军省认为解决北方问题，势必需要大规模地动用兵力，为此所需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液体燃料，实际上必须求之于南方。西伯利亚地区没有日本急需的石油资源，因此断定强行解决北方问题是危险的。

6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并提交海军。6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向陆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海军的设想也是做好准备待机而动：对南方行使武力要充分做好准备，对北方的武力准备则只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整顿。海军的意见是，无论对北方还是南方，是否动用武力，都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临机做出处置。

海军和陆军的主要分歧在于，海军是只进行准备根据形势来决定意向，陆军则是想先决定意向再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

6月初，日驻苏大使建川美次报告说，莫斯科似乎对即将来到的战争毫无准备。6月16日，大岛大使报告“下周内德苏将开战”。对此，参谋本部第五课也就是对苏情报课，判断苏联很难像德国吹嘘的那样在短期内被打败，战争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参谋本部所有人都坚信德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在战争持续时间长短上存在不同意见。

最头疼的还是中国问题。随着战时体制的不断强化，美国一面在欧洲加强对英援助，一面在远东继续推行援蒋政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尚不肯屈服，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有了美、英支持的蒋介石，腰杆也越来越硬。虽然双方的议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但随着重庆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迫使蒋介石投降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北方马上就要打起来，侵华战争也无法解决，与此同时，南方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美、英、荷三国除了努力加强南方各地区的战备，还在马尼拉、新加坡等地屡次举行军事代表联合作战会议，看来正在促进结成对日所谓的“ABCD包围阵势”。ABCD，即美(America)、英(Britain)、中(China)、荷(Dutch)。4月21日至27日，美、英、荷三国在新加坡召开了联合会议，制定了一个联合行动方案，规定任何一个与会国遭到日本攻击时将要共同采取的对策。

当时，日本绝对不可缺少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大米、橡胶、锡等战略物资也越来越难足额弄到。粮食大感不足的日本，约有900万石必须依靠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进口。可是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5月6日提出把6月对日出口合同量的10万吨减半到5万吨，还提出7月、8月的同量要再减少一半。日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可能是由于美国、英国和法国戴高乐派以及当地华侨的策动。1940年年末，英国已经向泰国为新加坡订购了60万吨大米。另外，日本虽然用美元付款取得了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年产量6万吨中的1.5万吨，但可以预料，取得橡胶、锡和锰等战略物资将会越来越困难。英国甚至在5月16日做出决定，禁止从马来亚向日本出口橡胶。

粮食少了还可以紧紧裤带，但是支持作战的战略物资必不可少。最让人头疼的还是石油，以石油供应为核心的日荷经济谈判进展异常艰难。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荷属东印度最不利于用兵，其两翼分别是英国的马来亚和美国的菲律宾。虽然本土已经被德国占领，但荷兰政府没有投降，仍然作为英国的盟国在继续战斗。因此，日本如对荷属东印度发动直接进攻，很可能马上就要同英国作战。美国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该地区的进攻可能导致与美国作战。

难题不止这些。当时荷兰在荷属东印度已经部署了兵力，具备打一场阻滞战的能力。即使最后无法阻止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占领，也肯定会有充分的时间在逃跑前破坏储存的石油和油井设施。那些宝贵的油田设施被破坏掉的话，一两年内都不能恢复正常生产。这恰恰是日本当局最害怕的，这也是日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荷属东印度问题的重要原因。此前双方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在小林一三特使迟迟不能打开局面之后，1940年12月28日，前外相芳泽谦吉抵达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继续开展新一轮会谈。

对于荷属东印度，日本可谓是投鼠忌器，软不得也硬不得，芳泽特使也无计可施。由于背后有英美的撑腰，荷兰人几乎拒绝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荷兰人的顽固立场使芳泽感到沮丧，他报告东京说，除非日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荷兰人不但不给日本特殊的经济地位，也不同意向日本出售日本所要求的那些数量的石油、锡和橡胶。其间日本人甚至向荷兰人保证，绝对不把橡胶和锡转让给他们的仇人德国人，荷兰人还是不肯松口。

6月17日，日荷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在日本人眼里，荷属东印度充当了美英对日经济封锁的帮凶。松冈外相对上述荷属东印度的不合作态度非常气愤，早在5月22日的会议上就提议停止同荷属东印度毫无意义的扯皮谈判。

针对北方压力骤减和南方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历经半年日荷谈判的失败和各国加紧对日战备的态度，大本营陆海军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下定决心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一部分兵力。

不想此举遭到之前一直力主进攻新加坡的松冈外相的坚决反对。松冈提出，如果没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就不能着手进驻。他预言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肯定引起与英美的战争，这一策略在外交上也行不通，是对去年8月30日进驻北部时所签“松冈—亨利协定”的背弃，违背国际信义。松冈强调如果没有德国的帮忙，法国是不会轻易同意进驻的。

大本营马上反将一军，提出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时，如遭到美英阻碍，则“不惜对美英一战”。其实陆海军此时还没有与美英作战的胆量，从内心里讲，只是在与松冈赌气。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都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不过是从北部推进到南部，又不是直接进攻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根本不会引起美英的过度反应，更不可能引起武装冲突。对此，松冈外相警告说，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退一步讲，即使打不起来，也必然引起美、英、荷三国对日本的全面禁运。

从6月21日15时至23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冈敬纯专程到松冈府上，对外相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松冈最后总算表示谅解。外相之所以最终同意，是因为在会谈中冈敬纯少将投其所好，暗示了下一步进攻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了军部的意见。

松冈点头几小时之后，苏德战争正式打响。

就这样一直争争吵吵到6月24日，大本营陆海军部终于决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其主要内容为：一是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二是继续向南方扩展；三是对于德苏战争暂不介入，秘密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断然行使武力以解决北方问题。

对于“继续向南方扩展”，大本营陆海军部于之前的6月11日就制定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一是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必要兵力；二是为达成上述目的，应进行必要的外交谈判，同时迅速做好进驻的各项准备，在已完成进驻准备而法属印度支那仍不接受我方要求时应开始进驻，届时法属印度支那如进行抵抗，我方当即行使武力；三是在推行本施策过程中，如遭到美、英、荷的阻碍而又无法打开局面，帝国为了自存自卫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则不惜孤注一掷地对美、英、荷开战。

在6月25日日本政府与军部的联席恳谈会，以及26日到28日的正式会议上，政府和军部开始了对新国策的大讨论。前几天刚刚答应两位军务局局长实施南进的松冈外相再次一反常态，强烈提出应立即实施对苏作战，履行三国同盟对德国的义务。在大家眼里，走位飘忽、忽南忽北的外相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疯子。

松冈提出，如果断定德苏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就应该先搞定北面，在德国打败苏联之后再解决对苏问题在外交上是不好办的。如果日本打苏联，估计美国也不会真正干预，因为罗斯福本来就讨厌苏联人。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很可能酿成同英美的战争。日本应该当机立断，先搞定北面，再搞南面。

海相及川提出同时与两国交战实属困难：“不能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去惹苏联。”

松冈说：“如果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不过还是流血好一些，到底是北方重要还是南方重要？”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滞留中国战场，实际上对苏作战是办不到的。目前关东军根本不具备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进一步增加兵力，至少需要四五十天时间，或者更久，那时德苏战争的形势也许已经明朗，到时候形势有利的话，再干不迟。”

参谋次长塚田攻也立即站出来反对松冈，“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同时齐头并进”。他强调日本必须具有独立自主性，“我不懂政治，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在做事之前有理由不去和他们商量”。

东条陆相随声附和：“德国迄今为止的做法从来没有同我们商量过。”

杉山再次站出来支持东条和塚田：“德国确实没有及时和适当地同我们沟通。”

大家都认为，几个月前，德国还劝说日本不要进攻苏联，现在倒先动手了，事先也不说一声，分明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嘛!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会场上悄悄蔓延。大家担心，一旦日本帮助德国很快地打垮苏联，德国更加强大，日本就有像意大利那样逐渐成为附庸的可能，但是这话谁都不会也不愿意明着说出来。

松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德国跟我们商量没商量，我们都应该以诚相待，要以诚心来抓住德国。”也就是“宁教德国人负我，不教我负德国人”。

松冈外相强调，目前最好不要在南方点火而应把目标定在北面，同时提议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推迟6个月左右。可能是觉得前几天已经答应了现在反悔有点说不过去，松冈又补充说，如果首相和统帅部坚决要实行，因为自己之前曾经表示过赞成，所以并不反对。对松冈推迟半年的新提议，海军再次出现了犹豫，但是陆军的坚持使得海军很快改变了态度。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近藤信竹军令部次长、塚田攻参谋次长经过商议后认为，应该在南方坚决实行进驻。

近卫首相之前一直力主进行日美会谈，此时他像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样再次做出了违心的决定。他的话是“统帅部要干的话就干”。后来前外相有田八郎刻薄地评价近卫的做法是“连一个回合的交锋都没有就投降了”。

既然近卫和松冈都表示了同意，其他大臣更是无话可说。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终于艰难地做出了南进的决定。

被迫同意南进的松冈还是心有不甘，他对未来做出了预言：“我预言几年后的事从来都是准确的。今天我预言，如果插手南方，肯定要闹出大乱子，你们能保证不出乱子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我曾经是个南进论者，但今天我转向北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松冈的这一席话还真不是吹牛。

在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日本总共召开了4次重要的御前会议，不妨就从这一次开始排名。1941年7月2日，战前第一次御前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召开，会议内容就是对《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进行审议。出席会议的除首相、内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陆海军两总长和次长、枢密院议长外，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列席了会议。所有与会之人均身着正装——军人军装，文人燕尾服，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天皇步入会议厅，所有人起立立正。天皇身着戎装，但看上去并不威武。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屏风，座位方向是根据宫廷礼仪来确定的。

近卫首相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之后发言，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基础，当前必须解决好南、北、中三个方向的问题。北方要做好对苏战争的准备，中部必须继续努力解决侵华战争，南方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实施南进。

杉山参谋总长就处理侵华战争和北方问题做了说明。提出帝国除直接对重庆政权施压之外，还要积极向南方扩展，切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并使其抗战意志不断高涨的英美势力与重庆政权的联系，这是促进解决侵华战争极为必要的措施。对德苏战争，因帝国目前正在忙于处理侵华战争，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为宜。但是，在德苏战争演变对帝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也要断然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永野军令部总长认为，目前形势，英、美、荷等国压迫日本的态势越来越强，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心完成作战准备，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势在必行，即使因此引起与美、英、荷的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海军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日本不应回避与英美的战争。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日本如果动手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松冈外相马上接话：“不能说绝对不会。”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德国的计划如果遭受挫折，就会演变为一场长期战争，美国就很可能参战。由于现在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所以我认为日本即使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不会参战。”杉山同时解释说，如果推进到泰国的话，就很可能因为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而与英国发生冲突，所以这次只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

所有的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进驻过程中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并将范围严格控制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之内，美英就不会因此而说三道四，更不会开战。

13时30分，御前会议圆满通过了内阁和大本营提交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会议过程中，天皇始终一言未发，面无表情。按传统习惯，他的出席只是使会上做出的决定合法化并具有约束力。这个文件马上被送到内阁官房，用公文纸写出一份后由近卫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三人签署，呈报天皇，最后交到宫内省加盖御玺。日本南进至此成为定论。

会后，松冈立即将会议相关内容通报了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奥特知道，相当于佐尔格也知道。来自尾琦秀实的消息也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为此，尾崎秀实甚至专门到满洲去落实情况。斯大林于是得知，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暂时只处于准备阶段，不会立即进行，日本是否发动进攻取决于苏德西线战局的进展情况。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多次敦促东京进行干预去进攻苏联。6月28日，里宾特洛甫电令奥特，敦促奥特做出积极努力，让日本在东线向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起进攻，策应德军在欧洲的攻势。他要奥特这样说，“由于日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进攻新加坡，这时还是先同德国一起去消灭苏联为好，以便以后腾出手来向南挺进”。里宾特洛甫同时要求大岛帮助奥特一起做日本政府的工作，大岛大使拍着胸脯满口答应。由于之前日本已经决定暂缓对苏联的进攻，等待“熟柿”机会的出现，奥特和大岛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通知完奥特后，松冈又口头告知苏联大使斯梅塔宁，日本会信守《日苏中立条约》的承诺，这让一直胆战心惊的苏联大使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松冈又向奥特保证说，他对苏联大使那样说不过是为了欺骗苏联人，事实上日本正在为进攻苏联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光准备不动手”显然不能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满意。奥特无奈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近卫和大部分内阁人员反对日本对苏德战争进行干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危害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

苏德开战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希特勒的死敌丘吉尔同样长出了一口大气。可丘吉尔明白，这种喘息只是暂时的，希特勒干掉斯大林之后，会马上回过头收拾他。西方领导人明白苏联追求的目标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悖，但他们的疑虑在与轴心国的战斗面前必须暂时搁置。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眼中，不是斯大林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可憎。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一贯坚决反共的丘吉尔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月22日当天晚上，丘吉尔就通过广播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个演说同时在美国播出。在演说中，他列举了此前的三次重大转折：其一，法国陷落；其二，纳粹德国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其三，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开始对盟国进行援助。现在，“第四个转折来到了”。他要求全国民众赞同他提出的同苏联结盟的建议。“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残渣余孽，对此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丘吉尔夸张地描绘着德国对苏联的空袭，“德国的炸弹在苏联城市上空像雨点一般落下”。丘吉尔号召：“我们必须帮助苏联!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苏联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伟大事业!”此时此刻，老丘早已忘掉之前无数次咒骂斯大林的恶毒语言。在政治家眼里，什么都是浮云，需要就是一切!

早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丘吉尔就致电罗斯福总统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我们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赫尔国务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不感到震惊。”

美国对日本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日本为了配合德国的行动，很可能积极实施北进，那样苏联就危在旦夕。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6月22日当天提出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由于德苏开战，在日本出现了南进和北进两种意见，不过估计南进会稍许推迟些。因为日美之间虽然尚未缔结谅解协定，但日本仍然害怕同美国打仗。日本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向北进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6月25日，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又提出一份意见书，他主张：“判断——日本觊觎着海参崴，恐怕不会南进。日本的北进会推迟南进，从目前看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从打倒轴心国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则应设法予以制止。”

罗斯福认为苏联现在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成了现实中的伙伴，为了组织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他于7月6日给近卫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希望报道中所提到的关于日本打算进攻苏联一事传闻失实”，他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事提出保证。7月8日，松冈代表近卫回答道，日本政府与苏联之间签订有中立条约，迄今也尚未考虑到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他还把日本在7月2日向斯梅塔宁所作的声明的抄本给了格鲁大使。松冈还说，日本的政策主要取决于未来的形势发展。

松冈的话肯定是不能相信的，但是美国很快得到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内容。他们凭借的不是间谍，而是已经能够成功破译日本外交电文的“魔术”系统。在持续10个月之久的日美谈判中，美国能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除了手里的牌着实不错，还在于拥有了不为外界所知的外交雷达——“紫色密码机”。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开始启用“2597”式密码机，保密性能很好，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破译。但1940年8月，随着一个怪杰的出现，“2597”式密码机的壁垒终于被打破，这个人就是美国陆军中校威廉·弗雷德曼。

弗里德曼191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同年进入由费比恩陆军上校领导的里弗班克研究所从事密码研究。他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此人性情内向，喜静不喜动，做事从不假设，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承认“不可能”。1921年，他进入美国陆军通信部密码班，1929任通信谍报部部长。1938年，美国陆军通信谍报部决定同海军一起全力以赴破译日本的密码并仿制密码机，海军提供必要的截听电报并负担经费，弗里德曼则指挥19名部下专心致志地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经过20个月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8月通过一架仿制的“紫色密码机”首次成功破译日本的密码，这套破译技术之后被称为“魔术行动”。之后海军就开始制造这种密码机，第一批4台于1940年11月制成，至开战前夕共制成了8台，令人满意地发挥了外交雷达的威力。美中不足的是，“魔术”只能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对于军事密码依然是束手无策，这也正是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威廉·弗里德曼凭借此功先后三次获奖。他第一次荣获“公民特别功勋章”是在1944年，当时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是颁发了奖章，并没有说明他到底立了什么功。战后他又获得杜鲁门总统颁发的“最高功勋章”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颁发的“保障国家安全勋章”。195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奖励弗里德曼10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这绝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7月8日，“魔术行动”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于7月3日拍发给日本驻美、德、苏、意等国大使的一份定为“国家机密”的绝密电报，核心内容就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下来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美国马上知晓自己之前的判断错了，日本马上要采取的行动不是北上而是南下。

日本南进的策略大出美国意外。罗斯福对日本不去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但是也对日本甘愿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进军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以德国势如破竹的进攻势头以及当年俄国人对芬兰交战时的拙劣表现，斯大林很快就会被收拾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也说：“希特勒可能在6个星期至2个月内就干掉苏联。”如果日本北进，从东面进攻苏联，这个时间还会进一步缩短。苏联倘若被德国迅速击败，那么英国继美国就必定会成为踌躇满志的希特勒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尽管民众中甚至有着希望希特勒尽快收拾斯大林的危险情绪，但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不能意气用事。他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拖住日本，避免苏联腹背受敌，像法国那样很快倒下。用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日本决定南下让罗斯福稍稍松了一口气。尽管在将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观点上与丘吉尔想法类似，但是罗斯福还不能像老丘那样上蹿下跳，他还要面对众多反战的美国民众，尚未参战的美国能做的事情也不算多。

罗斯福思索再三，还是出了招。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之后，美国冻结了苏联在美国的4000万美元资金。6月24日，罗斯福立即发布命令解冻了这笔款项。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苏联所需物资和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准备根据《租借法案》再为苏联提供5000万美金的军需品。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至少目前苏联还得不到这些东西。

与罗斯福积极的态度相反，美国军方的上层人士并不指望苏联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向苏联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苏联，很快就会落入德国人手中。

7月5日，日本海军省召集了由海军高层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主持。泽本赖雄海军次官宣布：“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对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已作为一项国策决定下来。”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了与会海军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

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海军中将认为此举必然导致同英美开战，一直反对与英美作战的井上厉声责问：“空军战备还未完成啊!如此重大的事情这样简单地决定下来，事隔三天以后才宣布，为什么事先就不能征求我们海军的意见呢？做出决定那一天虽说舰政本部部长出差在外，就不能提前打个电报让他回来吗？”

舰政本部部长丰田副武海军中将立即以他特有的刻薄挖苦说：“正如刚才井上君所言，舰政本部并非只是海军省的一件装饰品。不能你们一说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只得随声附和：是，遵命。”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询问井上：“井上君，空军的战备工作做得如何？”

井上回答说：“航空本部正在拼命准备，但进行得并不理想。”

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海军中将也开始发泄不满：“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连舰队司令长官的意见也不听一听就简单地决定下来，须知万一发生战争再叫舰队去应战，那是打不了胜仗的。”

古贺峰一又转向永野军令部总长：“军令部对这件事的看法到底如何？”

永野修身好像很轻松地把责任推了出去：“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听着永野这样不负责任的应答，古贺哑然，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海军军令部最高长官的语言。

与会者在海军大臣官邸用完午餐后便走散了。井上成美刚回到航空本部部长办公室，古贺峰一就跟了进来，长吁短叹地说：“看看永野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吧，真不像话，永野根本不知道军令部的责任。”

这时候，山本五十六也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永野这个人没有一点用处!”

“像是有什么好吃的糖果似的!”郁闷的山本这样说了一句，井上便拿出别人送的巧克力与大家分享。山本只咬了一口便说：“这巧克力好像并不怎么高级。”几个人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相比于海军的牢骚满腹，陆军的态度就积极得多。7月7日，东条陆军大臣和杉山参谋总长入宫觐见天皇，要求批准动员80万兵力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裕仁责问二人：“向北部和中国派兵，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分出兵力，这是八方伸手，你们还有处理‘中国事变’的信心吗？”但天皇还是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给予了准许。

一贯雷厉风行的东条，从皇宫出来后立即正式下令实施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第一次动员时间定在了7月13日。为了配合陆军对苏作战准备，海军也于7月5日新编了以两艘轻巡洋舰为主力的第五舰队。

按照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日军发动对苏进攻的兵力至少不能低于25个师团，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满洲、朝鲜的兵力仅为14个师团。因此还需要从本土调入7个师团，从中国关内调入4个师团，另外再从关内抽调6个师团作为预备队。在战略物资上，关东军当时所拥有的弹药仅可满足30个师团两三个月的作战消耗，粮食可供16个师团2个月之需，汽油可供16个师团5个月之用。因此，除了人员之外，还必须从本土调运大批作战物资。从7月至9月，参谋本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手段把预计参战部队和战略物资运送到中国满洲和朝鲜。到9月份，关东军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兵力70万、马14万匹、飞机600架，比动员之前扩充了将近一倍。为了掩饰真实的意图，日军特意把这次大动员称为“关特演”。

对北方西伯利亚地区行使武力要受季节的制约，最迟必须在9月上旬展开，在严冬季节到来之前结束预定作战。7月12日，参谋本部得到从前线发回的情报说，苏联远东兵力西移很少，特别是在日军准备重点攻击的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尚无任何移兵迹象。8月9日，参谋本部负责对苏情报的第二部第五课根据7月底的形势，就德苏战争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判断，认为德国无法在1941年迫使苏联投降，以后战局的发展也未必肯定对德国有利，德军所面临的很可能是和日军在中国一样的局面。第五课的分析结论是，日本北进所期待的“熟柿”状态在1941年不会到来，即使到了1942年能不能出现也是个问题。因此，德苏开战后出现在参谋本部的那种兴奋情绪已经逐渐低落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曾经指责苏联无视《日苏中立条约》进攻满洲的关东军。实际上他们早在1941年就考虑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条件不成熟，作案未遂而已。

既然北方不能立即采取行动，那就必须立即专注于南方。参谋本部于是做出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演变，取消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解决南方问题。”“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此真正变成了一场军事演习。而后在参谋本部制定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规定：

一、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

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

三、对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参谋本部的决定立即通知了陆军省，并强调这个《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只限于通知陆军，不要通知海军和政府。如此重要的决定不通知政府，说明在陆军眼里，政府不过就是个摆设而已，而不告诉海军更说明日本陆海军的矛盾对立，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北方暂时告一段落，南方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已是箭在弦上。为确保进驻成功，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5日命令以近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编成第二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为军司令官。海军方面也相应组编了南遣舰队。为了能够按要求在7月24日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出发，第二十五军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这项工作大约要持续20天。

军队加快准备的同时，外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顿。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修正案》的回复近三周之后，联络会议重点研究了外务省就调整日美两国关系，特别是对赫尔口头声明所作答复的问题。由于此前赫尔针对外相的不信任声明，此时的松冈已近乎神经质，越发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外务省和军部的位置好像颠倒过来了，松冈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与美国的谈判，军部却建议还是不要一下子破裂为好，导致会议最后不了了之。

7月12日联络会议再次召开，松冈照样大放厥词：“赫尔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绝伦、蛮不讲理，对于他的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野村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也真是老糊涂了，这样的东西也能接？还敢把它发回日本？只要我还是外相一天，就不能接受美国的提议。美国人的秉性是弱肉强食，在这个口头声明中，美国是把日本当作保护国甚至属地一样看待。要求世界上强大的日本改造内阁这类事简直是骇人听闻。我在此提议，拒绝接受口头声明，对美谈判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松冈称罗斯福是“真正的煽动家”，他正试图把美国引入战争。

连一贯强硬的杉山参谋总长都看不下去了，代表军方出来表态：“虽然我和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是作为军部，马上就要面临这样一种严重局势，在南方不久便要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北方又要加强关东军对苏联的战备。因此，在这种时刻同美国断绝关系是否太鲁莽？我感到还是为谈判留下余地较为妥当。”

陆相东条也站出来说话了：“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该将和平谈判进行到底。我知道这样做存在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想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及川海相也难得地张开了嘴：“海军内部认为，美国国务卿赫尔希望能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打仗，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松冈依旧毫不让步：“我认为，不管日本采取哪种态度，美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美国人一贯欺软怕硬，我觉得此时还是采取强硬态度为好。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他还非常过分地表示，“你们这些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分守己地管好自己的作战就行”。松冈的言论引起军方的极度反感。

近卫首相也认为不应该把和谈之路一下子堵死，内阁成员纷纷赞同近卫的意见。由于近来松冈经常脱离内阁擅自对外发表言论，近卫也在试图通过军方来打压松冈。之前，他一直是通过松冈来牵制军部的。成了孤家寡人的松冈只好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同时向美国送去一份新的建议。

7月14日，松冈外相抱病起草了给美国的答复意见。再次强调，即使在德、意、日、苏四国同盟瓦解之后，日本也绝对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万一欧洲战争蔓延开来，日本政府将完全根据本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态度。同时要求美国敦促蒋介石与日本进行和解，并且不能介入具体谈判过程。

正式回复很简单，松冈却用了冗长的篇幅指责赫尔的无礼行为，认为他的声明是“不全面和不适当的”，除非美国收回这个声明，否则日本将中止会谈。松冈提出将反对赫尔的声明先发给野村，几天之后再将对美国的完整回复发给华盛顿。近卫及其他内阁成员认为此举欠妥，因为单单驳斥赫尔的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立即导致和谈的中断，因此要求将两个文件同时发给美国。

随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松冈不顾近卫的反对，指示外务省只把拒绝赫尔声明的文件电告野村，暂时压下日本对美国意见的回复。他在7月15日又把准备发给美国的文件发给德国，请求批准。

松冈此举彻底激怒了近卫，他直接越过松冈向大桥次官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寺崎下令，把日本的完整建议电告野村，正面冲突终于在首相和外相之间发生。

近卫被松冈弄得狼狈不堪，内阁已经出现了两种声音。近卫此时还没有和美国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但要继续和谈就必须搬掉最大的绊脚石松冈，此前近卫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纪律观念很强的东条认为，松冈的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向近卫建议，立即把松冈免职。

近卫还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明治宪法》规定首相不能开除大臣。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内阁总辞，然后排除松冈后大家继续上岗。近卫首先取得了平沼、东条、及川、铃木的同意。这样，7月16日18时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决定内阁总辞的临时内阁会议。松冈有病在家无法参会，恰好借机把他避开。

除事先参与商量并已知道内阁总辞原因的内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之外，其他内阁成员都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感到大惑不解。但大家听了近卫的解释后顿时释然，甚至没有讨论就一致举手同意总辞。看来大家对外相那喋喋不休的“演说”也实在是受够了，松冈在内阁已经是众叛亲离。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难题，如何巧妙地拿到因病在家的松冈外相的辞呈呢？接受任务的是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近卫特意嘱咐富田千万不要和松冈发生争论。

肩负重任的富田冒雨访问了潮湿而寂静的松冈私邸，难办的事情有时办起来反而会出乎意料地顺利。面对松冈准备畅论一番的架势，富田巧妙地避开了话锋，大失所望的松冈爽快地递交了辞呈。

当晚21时，近卫汇总了全体阁员的辞呈后冒雨前往皇宫，向天皇请安问候后呈递了辞呈，第二次近卫内阁就此宣告结束。

7月17日17时05分，天皇授命近卫重新组阁，18日下午组阁完毕。所有人员不变，只是换掉了外相松冈洋右。近卫先让大家都站起来，再坐下去的时候，一个新人坐到了松冈原来的凳子上，那就是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丰田外相也算是熟人，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丰田就是海军次官。要说这丰田也是个牛人，在“海兵”和“海大”都能以首席的成绩毕业，这可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情。贞次郎看来真有读书的天赋，在“海兵”时他有个同学就是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两人当时就被称为“两丰田——天才贞次郎和勤劳副武”。这位还曾经远赴牛津大学深造。按说这么高素质的人一般会淡泊名利，但丰田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办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更可笑的是他对外交几乎是一窍不通。

松冈终于离开了他恋恋不舍的政治舞台。许多人前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情绪也低落到极点，松冈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来到了外相官邸。从欧洲回来后，由于劳累和气愤，矮小的松冈体重下降了足足13公斤。他的离开让许多民众大惑不解，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啦？记者让他描述一下自己此刻的心情时，松冈拿自己不太多的头发自嘲，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咳嗽着告诉记者，“一个下雨天赶路的秃子狼狈地摔倒在路旁”。

松冈仅仅担任了12个月的外相，却让日本深深地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之中。由于坚持推行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对日本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人都深。难怪战后日本史学家把他与东条英机并称为使日本走向战争的两大罪魁祸首。

3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松冈的顾问斋藤良卫博士拿着日美交战的新闻到松冈私邸，告诉了他这一惊人的消息。病容憔悴的松冈眼含泪水对斋藤说，“现在越发痛感缔结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我主张建立三国同盟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参战。但事与愿违，三国同盟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大家熟悉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就任作战部作战课课长，辻政信中佐就任兵站课课长，这一对胆大包天的黄金搭档再次联袂。加上力主开战的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铁三角霸占了参谋本部的作战决策领域，他们都是提倡对美开战的强硬派。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上了一种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

由于赫尔之前多次表示出对松冈的不满，新内阁中外相的更替甚至被误解为日本对美国的示好。在华盛顿，野村大使甚至为此感到了前景的乐观。对于松冈的下台，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开战可能导致日本出台新的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和轴心国决裂，而且会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专家都看走了眼，这一近似示好的举动马上被随后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完全抵消。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原计划是和平进驻，无法实现时再行使武力，所以同法国的交涉从7月14日就已经开始，由加藤外松驻法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两天后才下台的松冈外相，命令加藤大使务必使法国同意以下几点。

一、日本要向印度支那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

二、日军要占领位于柬埔寨和越南的八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两个海军基地。

三、日本军队在上述地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松冈要求加藤大使向法国说明，如果维希政府同意日本的要求，东京将继续保证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拒绝，“印度支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日本乐意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最后强调，为了防止美国或英国先发制人，日军将在7月20日开始行动。从内容和口气来看，这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

为了达到和平进驻的目的，日本很有必要取得盟友德国的帮助。早在6月21日，松冈就对德国大使奥特说，由于已经没有取得谅解的可能，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恢复谈判。日本准备对南方进一步使用武力，为此必须首先取得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军事基地，“以使日本能对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施加压力，作为日本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他保证说：“当你们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绝不会采取骑墙态度。”松冈同时命令大岛大使请求德国政府说服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得到这样一些据点，德国政府对东京的提议态度冷漠。

毫无疑问，德国对日本之前拒绝一起进攻苏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对日本同美国进行和谈一事十分生气。希特勒多次表示，“美国在大西洋上正在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而作为盟国，“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德国政府明确告诉大岛大使，由德国出面调解东京与维希政府之间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纠纷十分不恰当。上次协调入驻北部时，德国只是说自己能力有限，这次干脆给予拒绝。

7月14日，加藤大使对法国维希政府提出了上述苛刻的要求。近卫假惺惺地给贝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日本自身的防卫需要，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对殖民地的主权和尊重这些殖民地的领土完整”。但是贝当却不肯轻易同意，他迅速把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大使莱希海军上将，试图在拖延时间的同时争取美国的支持。贝当还告诉日本人，他还要与德国政府商量。松冈则要求德国人不要给法国人任何支持，相反，应当劝告法国人接受日本的要求。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柏林倒是爽快地答应了，毕竟大家还算盟友嘛!

其间由于内阁改组，7月18日才上任的丰田外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二天再次电训加藤大使：要求维希政府在7月23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给予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本军队都将义无反顾地开进去。由于得不到德国、英国、美国的有力支持，法国无法拒绝日本的要求。既然之前进驻北部都答应了，南部再答应也没什么丢脸的，破罐子破摔了。7月21日，法国有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双方就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了谅解。7月29日，加藤大使与维希政府代表达尔朗海军上将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

加藤大使得意扬扬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顽强。总之，他们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

由于协议事先已经达成，大本营立即向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发出自7月24日从三亚港出发，开始进驻的命令。在签署批准行动计划的文件时，有人听到永野军令部总长在自言自语：“这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

早在7月14日开始，饭田中将的部队已经从广东乘船出发，一批又一批地向着海南岛的三亚驶去。接到命令后，饭田中将于25日率领满载着二十五军士兵的船队从美丽的三亚港起程。28日和29日两天，第二十五军约40000名官兵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逐次登陆，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和平进驻”。该地区八个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军港不费一枪一弹落入日本人之手。

华盛顿时间7月19日，美国的“魔术”破译了一份日本驻广东领事馆7月14日拍给外务省的电报。该电报声称，他们从当地日本陆军当局那里获悉到有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详细计划。电报提供了有关日军即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占领之后的目标是：“如果国际形势容许，就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迅速采取行动，下一步计划就是向荷属东印度发出最后通牒。该地区的海空军基地将在今后占领新加坡时起到关键作用，我们要以航空部队和潜艇部队断然一举摧毁英美的军事力量。”电报明确指出，“此举是为将来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

7月25日，日本开始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美国电台广播了“日本军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海面，并且有12艘日军运输舰正从海南岛南下”的新闻。

初看起来，占领了北部再占领南部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不然，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等于将进攻出发点大大前移。一旦进军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成熟，如果从海南岛及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基地起飞，轰炸机的续航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从南部起飞就可以。日本此举使得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基地、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甚至美国领属的菲律宾都处在日本的直接打击之下，造成了对英美而言，犹如刀尖顶住喉咙一样的冲击。

日本政府在公开发表《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以前，就于7月25日特别训令野村大使，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意图直接通知给罗斯福总统，“日本的进驻只是出于自卫和经济目的而并非军事目的”，同时强调日本将努力改善正在举行谈判的日美邦交。这样滑稽的说法，简直让罗斯福和赫尔哭笑不得，这不等于在桌上讲廉政在桌下收钱吗？以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呀？

野村大使强烈反对日军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他认为此举会给自己在美国的和谈工作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也势必使日美关系走入死胡同。早在第一次向东京发回《日美谅解草案》时，野村就表明了自己反对南进的立场。他提醒国内，“美国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日美之间的战争问题，正准备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一场扩日持久的战争”。5月8日，他电告外务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同日本和德国开战的前景”。7月3日，他再次警告东京，“如果政府决心武力南进的话，日美关系就将无路可退”。他特别提醒，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即使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也必然会招致美国全面的贸易禁运。到底是身在现场离得近，野村看得还算比较准确。

对于野村多次发回的建议，很少有人表示过担忧。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上，丰田外相曾提出，进驻南部如果带来美国的石油禁运，那将是个“大麻烦”，但在参谋本部的记录上却认为，野村的报告是“歇斯底里”的，丰田的担忧也属于杞人忧天。大家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不采取新的行动，美国就不会实行石油禁运和其他过激措施——就这点小事，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7月18日，针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罗斯福召集内阁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原则同意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争论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实施石油禁运，这一禁运会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代表海军发言的是战争计划部部长里奇曼·凯利·特纳海军少将，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名字，他在今后的主战场还会无数次被提到。特纳反对全面的石油禁运，因为这可能“在战争初期就把美国卷进去”，而美国海军尚未做好这种准备。海军认为就目前而言，金梅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太平洋舰队，不管实力还是技术能力，都不是山本五十六手下那支联合舰队的对手。

7月21日14时，第三次近卫内阁召开了首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联络会议均移至皇宫内举行。

杉山参谋总长率先做了发言：“社会上似乎有人在想，三国同盟会不会削弱？是不是要回到依靠英美的老路上去？这种情况绝对不应当出现，因为这不仅影响到国内的普通民众，也会对在第一线奋勇作战的官兵的士气造成重大打击，所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

新外相丰田贞次郎随即说明，之前在7月19日已经向驻德、美、苏、意等国大使发出通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内阁更换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要充分向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明，虽然外相更换，但日本的对外政策不变。

在这天的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话格外引人注意。他指出，目前我们还有取胜美国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到明年下半年日本就根本不能与对手相匹敌，再往后情况会越来越糟。美国恐怕会在完成军备之前通过谈判来拖延时间，因此拖延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如果能够不打仗就解决问题，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后，永野说，“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知道，如果冲突确实难以避免，那么战争来得越快越好”。

同一天，美国“魔术”系统破译了外务省7月19日拍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的电报，内云：“内阁的更迭纯粹是为了处理国内问题，并无其他用意。日本的对美政策不变，并将继续恪守《三国同盟条约》所确定的原则。”美国立即明白，改组后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没有放弃亲德方针以及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

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约见了日本驻美公使若杉。韦尔斯提出：“根据从各方面获得的可靠情报来看，日本在最近几天内将以武力方式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种行动是明显背离日美两国间为维护太平洋和平而进行谈判这一基本精神的。”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政策和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开始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韦尔斯接着说，赫尔国务卿认为此举导致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继续进行的基础，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进驻活动。

若杉公使还想借机从韦尔斯嘴里套话，他明知故问：“你所说的‘可靠的情报来源’，指的是美国驻日使馆吗？”韦尔斯也不傻，当然不会说是我们的“魔术”系统破译的，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若杉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答应马上去落实此事并将韦尔斯的建议发回国内。

7月23日，已获悉日本南进计划详情的韦尔斯打电话给正在西弗吉尼亚州休养胜地白硫黄泉的赫尔国务卿。赫尔告诉韦尔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为大规模攻击西南太平洋进行跳跃的最后阶段”。之前赫尔就曾跟韦尔斯说，“我就是要我们的人不要轻信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为了达到我们推迟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我们还要装成很相信的样子，能装多像就装多像”。韦尔斯随后约见了野村，表明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因此，赫尔认为“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基础”。这相当于宣布美日之间的会谈暂告终止。

第二天，韦尔斯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强烈谴责“日本的行动只能认为是侵略和征服南洋地区政策的确凿证据”，并断言“这种行动危害了美国采购必需物资的工作，并使邻近的太平洋地区包括菲律宾群岛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谴责这个行动预示着“进一步的更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

似乎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也不甘寂寞地发表了声明，提出日本指责“英国在策划侵略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访问了丰田外相，对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表示强烈抗议。他以反常的过激语气告诉丰田：“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策划包围日本，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的话，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办法!”同一天，英国政府已经通知华盛顿并向各自治领政府、荷兰政府和自由法国提出了冻结日本资产的建议。两天后艾登宣称，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对英国领土的公然威胁，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在采取和加强必要的军事防卫措施。

7月24日17时，野村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当时斯塔克和韦尔斯也在座。罗斯福告诉满脸焦虑的野村，他很高兴地得知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会给未来的会谈带来新的希望。罗斯福提出，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由希特勒主导的，之前他已经好几次这样告诉过野村。野村对此是坚决否认。罗斯福含蓄地指出，“迄今为止，我本人一直坚持说给日本石油是为了太平洋的和平。但是现在看到，日本还是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占领区”。罗斯福告诉野村，如果日本试图使用武力来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给予日本的将不仅仅是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经济制裁，很可能就是战争。这是美日会谈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会在什么条件下在太平洋发起战争。可以说，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使罗斯福和赫尔对于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能够有所作为的希望完全落空。

在接到野村大使关于继续进驻可能导致石油禁运的报告之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陆海军统帅部，对形势的估计均持盲目的乐观态度，大家都认为美国不会采取那样的措施。不就是从北部到南部吗？犯得着吗？据前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记载，在满载着前往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士兵的轮船起航两天后，近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币原立即断定“这势必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竭力劝近卫下令调回船只。近卫一脸疑惑地反问他：“为什么呢？我们仅仅是驻兵而已，又不是要打他们，至于吗？”这样幼稚的话，老酒听了都笑了。近卫的话，让币原无言以对，这就是近卫文麿，堂堂大日本帝国的内阁首相。这话要是被明治时代那些老鸟听到，估计能气得翻身活过来。

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罗斯福甚至向野村紧急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如果日本放弃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或者在目前已经进驻的情况下愿意撤军，美国将向日本保证，尽一切可能协调中国、英国、荷兰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法属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需要做出同样的承诺。他将努力取得保证，使印度支那法国当局将来不会受到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干预。倘若日本人当时同意这个建议，美国也许会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

这是美国所能做出的最及时也是最大的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占有该地，则进可攻，退可守。此处还向美国提供锡、橡胶以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美国90%的橡胶和锡都是从东南亚进口来的。野村答应马上将罗斯福总统的新建议电告日本政府。

这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忙得脚不沾地，那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不会闲着。格鲁大使已经60岁了，仅仅比野村小4岁。格鲁可以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但在1932年就到了东京，而且他的夫人就是佩里准将的侄孙女，佩里就是《太平洋战争1：山雨欲来》开头率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那位。格鲁与罗斯福、韦尔斯都毕业于美国有名的格罗顿中学，在罗斯福眼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后期还担任过副国务卿。他的外交履历极其丰富，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几乎担任过美国外交领域所有级别的职位。在日本已经生活了8年的格鲁对东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和野村一样为了日美和谈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战争爆发后，格鲁被日本扣押，次年春天与同样被扣押的野村和来栖交换遣送回国——一个换两个也不算吃亏。这些难忘的经历，使得格鲁战后的回忆录《使日十年》内容丰富，成为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著作。

罗斯福总统有关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建议在告诉野村的同时，也发给了东京的格鲁大使。到底是老同学，心有灵犀，敏感的格鲁马上理解了总统此举的重要意义。7月27日，收到电报的格鲁第一时间就拜会了新外相丰田，但是丰田根本不知道格鲁在说什么，这让格鲁大吃一惊。难道野村没有向国内发回如此重要的电报吗？

丰田让人马上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从美国发回的相关电文，结论是没有。不知道是野村没有发，还是被主战人员故意隐藏了。格鲁无奈，只好自己向丰田外相解释罗斯福的方案，丰田对此似乎并不很感兴趣。他告诉格鲁，他只能非常遗憾地表示，罗斯福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日本民众已经因为头一天美国冻结日本的资产而变得义愤填膺，日本政府也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心有不甘的格鲁还想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以非官方的身份提醒丰田，倘若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日本资产将会获得解冻。但丰田只对自己的官位感兴趣，不愿意去冒任何风险。

平时为了一点屁事就会召开马拉松一样的会议，但对于罗斯福如此重大的建议，竟然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进行过研究。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不算早，但近卫也没有抓住机会，在内阁中也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而坐视两国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这样一群酒囊饭袋，却要带领日本去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

罗斯福总统在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的前夕，曾在华盛顿民间国防局市民义勇委员会上作了如下演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南方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所需要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罗斯福总统之前对野村提醒的切断石油和冻结资产，已经变成了冷酷的事实。

美国同时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名义向各地区拍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接收者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以及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海军指挥官。电报告诉这些前线将领，美国即将冻结日本的在美资产，同时强调：“海军作战部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估计，日本不至于立即以军事手段采取敌对行动。但为了便于你们采取适当的警戒手段，防止可能发生的事态，特将此情报转告你们。”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所有在美资产，美日之间的金融、商业活动至此中止。接着，英国及英联邦各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美国占据的菲律宾也不甘落后，荷兰也于27日照此办理。英国于同日通告废除1911年签署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1924年签署的《日印通商条约》和1937年签署的《日缅通商条约》，随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一时间，各国的声明如天女散花，煞是好看。

7月28日，作为报复，日本政府也宣布冻结美、英、荷等国在日本的资产。《纽约时报》同时撰文指出，这一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经宣战”，不难想象“下一步将会是什么”。

罗斯福手下的两大强硬分子也狐假虎威地跳出来，摇旗呐喊。6月30日，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当前正是使用美国海军的时候”，接着在7月23日又公开声明，“为了推行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海军可以断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赫尔和野村之间的会谈。他发现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后，心中窃喜，“看来赫尔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已到了任何可能的绥靖的尽头。”他也公开宣称，“对日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本身”。

为了加强菲律宾地区的防务，美国在7月26日宣布正式设立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又一个牛人走上前台，已经退役被返聘为军事顾问的原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被再次列入现役并出任美军远东总司令。罗斯福还从总统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麦克阿瑟动员菲律宾的军队。归他指挥的部队有美国陆军菲律宾派遣军和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可动员起来的菲籍部队。到开战前，菲律宾共有地面部队约13万人，其中美军1.2万人，菲律宾正规部队1.2万人，民兵11万人。

数量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这些部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真正拉到战场上管用的也就是3万人左右。驻扎在菲律宾的亚洲舰队更加可怜，哈特海军上将手下只有老掉牙的旧式巡洋舰3艘、驱逐舰13艘、潜艇18艘。唯一让人欣慰的是空军，共有飞机140多架，其中有35架是最新式的B-17重型战略轰炸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B-17来吕宋岛。麦克阿瑟得到承诺，到1942年2月，他将优先得到这样的飞机128架。这支武装部队连同位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以及新加坡基地即将到来的英国“Z”舰队，成为盟军在远东对抗日军的三大打击力量!

7月29日，荷属东印度政府做出决定，停止《日荷石油协定》，向日本出口的一切物资必须经过政府特别批准。

7月31日，日本已经知道美国要禁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天皇随即召见了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天皇关切地问道：“听说美国要禁止对我们的石油输出，海军对此有何看法？”

永野挺直庞大的身躯，昂然说道：“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的话，两年内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库存。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的石油只能勉强维持18个月。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概率最大化，我们除了向南进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能够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当初在对马海峡对付俄国人那样？”裕仁一脸关心地追问。

“我连获胜都不敢肯定，更别提在对马海峡取得的那种巨大的胜利了。”永野回答道。

“啊!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一场战争啊!”裕仁的嘴一下子张得好大好大。

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的油管被彻底切断。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们与日本和谈的主要目的就是准备国防而争取时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所说，在日本看来，石油禁运是ABCD国家对日本形成的包围链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离开皇宫的军令部总长永野公开对外宣称，“除了用战争来打破扼杀日本的铁索之外，别无选择”。

格鲁大使也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除非世界上有什么奇迹出现，不然很难看到恶化的势头被遏制或将要持续多久，显而易见，最后的结局就是战争。”

日本军事和工业部门正以每天12000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如果找不到新来源，日本的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完全耗尽。用不了多久，那些威武的战舰就会像被抛上沙滩的鲸鱼一样动弹不得，任人宰割。日本就像是在一个不断漏水的池塘里的鱼，油表已经成为战争倒计时的时钟。

但是上层依然犹豫不决。日本基层军官中充斥着对政府和军界领导层强烈不满的情绪。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志》上，有如下的记录：

没有新进展。

苦闷和沉思的日子仍在继续。

耽搁一天意味着浪费多少石油。

耽搁一天意味着要多付出多少流血牺牲。

然而那些人却仍在说，

我们绝不能和美国打一场百年战争!

热脸贴上凉屁股

虽然前外相松冈大人已经回家歇菜了，但之前由他和野村大使主导的美日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陷入绝境，特别是石油。第二次近卫内阁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近卫越级指挥，向野村发出了对美国6月21日建议的回复。野村也挺敢做主，他看了回复的内容后，根本就没有提交给赫尔。松冈现在已经下台了，他对赫尔口头声明的反击只会给自己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不提交也不会有人来找事。对于美国的正式回复，野村照样没有交出去。野村的公开理由是，内阁变化可能会使原来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其实真正的理由是野村认为那样的内容交出去也白交，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在之前的7月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已经代表赫尔宣布会谈暂时中止。

近卫首相在听到美国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这可恶的美国竟然玩真的呀!8月3日，他终于向前外相有田八郎承认，他认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招致美国禁运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当新内阁组建时，海军的舰船已经出发，这就好像射出去的箭，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的干预”。

在日本，反对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随着禁运而变得更加高涨，陆军和海军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以会谈为名拖延时间，以便完成自己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用经济禁运不断削弱日本的力量。此消彼长，日本必须迅速开战，取胜的概率才最大。

8月4日，在联络会议连续召开了四次以后，内阁和大本营终于形成了对美国的另一份折中建议。这份建议对罗斯福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提议避而不作直接答复，如近卫所说，新建议只是想借此恢复一般性的会谈。新建议要点如下：日本同意不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在侵华战争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撤销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两国调停议和，承认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这些意见很快电传给野村大使。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使得赫尔对与日本的和谈彻底绝望。8月2日，他从休养地打电话给副国务卿韦尔斯说：“看来对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问题在于将日美关系维持到欧洲的军事问题解决以前还需要多久。日本已意识到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会使美国的经济制裁得以全面实行。我们必须知道美国的行动会带来危险，因而要时刻考虑采取一种恰如其分的措施来推迟日本的行动。为此，我打算对日本人讲的话装出一副表示相信的样子。”8月4日，赫尔结束休假，返回华盛顿，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战争准备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8月6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新建议，附带口头声明说，“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都是属于经济目的和自卫性质的”。赫尔对此深表失望，8月8日他给了野村一个正式答复，扼要地重述了罗斯福之前提出的中立方案，并指出日本的建议“没有对美国总统之前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我以前给你的作业，你还没做，你现在提出的问题，我也不回答，等你把以前的作业补上来再说。野村只好把赫尔的意见发回东京。

对于这样的结果，近卫早有预料，会谈已经近乎在互相扯皮，继续走下去几乎没有达成谅解的任何希望。美国拖得起，而被掐断了油管的日本是万万拖不起的，眼前的烂摊子让近卫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近卫认为，现在能够尽快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由他本人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首脑会谈，他向富田书记官长说出了自己的决心：“我觉得现在必须说服军部。”近卫和富田都认为，现在和谈的最大障碍不是罗斯福而是军部。近卫为此私下找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赞同近卫的观点，两人甚至商定，一旦首脑会谈达成一致，就立即给东京拍电报，直接请天皇批准，不给军部反对的机会。

近卫再次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叫到了私宅荻洼庄。近卫询问，如果开战，日本胜算几何？“我个人一直反对与英美开战。如果我们奉命必须这样做的话，”山本对首相说，“还是以前的那些话，我可以保证在头6个月顽强拼搏。但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没有任何把握了，我希望首相能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更坚定了近卫与罗斯福直接会谈的决心。

因为和谈的压力主要来自军部，因此，在8月6日傍晚，近卫首相在私宅荻洼庄召见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近卫提出，现在单靠外务省已经很难打开局面，他想通过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实现和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近卫说：“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道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但他相信，如果双方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高级会谈，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有的。他保证自己不会“急于求成”，而会“不亢不卑”，请两位大臣发表高见。

东条和及川都拒绝当场回答首相的问题，提出要回去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海军对于战与和一直是摇摆不定，也缺乏与英美作战的信心，因此仅几小时后，及川海相就回了话，“完全赞成首相的意见”，并预祝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东条陆相却颇为踌躇，他认为近卫主动要求会见罗斯福，本身就有点低三下四。他召集手下进行了商议，8月7日，做事一贯认真的东条对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尽管首相出访美国会对三国同盟会造成不利影响，但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对首相亲自试图去打开僵局的决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如果是首相亲自去谈，那谈判对象必须是罗斯福，其余人，比如赫尔、韦尔斯之流的免谈，丢不起那人。

三、若首相亲自出马同美国的会谈最终失败，就必须同意立即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应由近卫首相亲自领导。

也就是说，近卫不能以谈判不成功作为辞职的条件。之所以提出这一特别要求，是因为东条认为这很可能是近卫知难而退，为自己体面地辞职找借口。

在回复的结尾，东条提出了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以失败告终”，“首相应该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的结果”，同时指出此举可能诱发国内的动乱。

既然陆海军都表示了赞同，8月7日，近卫的提议在联络会议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人反对。8月8日，近卫首相入宫觐见天皇，禀报了自己准备亲自出马与罗斯福进行会晤的决心。裕仁脸上流露出一种感动的神色，他对近卫说：“我已经从海军那里接到了关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全面禁运的消息。情势危急，与罗斯福的会晤应尽快举行。”裕仁希望首相的出访能够取得满意结果。

于是，外务省迅速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训电指出，目前日美关系异常紧张，此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打破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日美两国首脑直接进行会晤。若美国同意，近卫首相打算亲自前往檀香山与罗斯福总统举行友好会谈。

闻讯非常激动的野村大使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赫尔，提出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请求。对于这一新要求，赫尔的确要认真思量一番。赫尔认为，虽然近卫很听话地在第三届内阁中剔除了令人讨厌的松冈，但实际上日本的外交政策还是全盘沿袭松冈的方针，换汤没换药。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这时候，他想到了英国的张伯伦，想到了老张是如何在欧洲被希特勒玩成半身不遂的。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赞同赫尔的看法，认为近卫“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而已”。大家对之前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依然耿耿于怀。8月12日，赫尔对陆海军两位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势发展下去已不是什么外交问题了，随时都会发展成为军事冲突。”

赫尔对野村提出的首脑会晤并不十分感兴趣，可他没有拒绝，也无权表示拒绝。赫尔对野村说，现在还不行，最近罗斯福总统度假去了，我无法擅自做出决定，这事等总统回来再说吧。美国新闻媒体上也的确有类似的报道，“罗斯福总统为了避暑，乘游艇畅游大西洋”。看看人家过得多潇洒。

赫尔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一半是此时罗斯福总统确实不在家，不对的一半是总统没有去度假，而是去赴另一次足以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谈。

8月初，罗斯福总统离开华盛顿，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之后就神秘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8月9日，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缓缓驶入了普拉森夏湾。尽管身上仍然带着德国“俾斯麦”号赏赐的累累伤痕，这艘壮观而美丽的战舰还是被美国同行赞不绝口。一位美国将军夸张地说，这艘舰太漂亮了，它根本不需要征战，只要开出来就能把所有人征服，“看见它的话，我们就无法战斗，只能选择投降”。可惜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可没有美国人那么怜香惜玉。3个月前，在大西洋，“俾斯麦”号就打得它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没有最黑，只有更黑。4个月后，日本人干脆一通轰炸，把这艘号称不沉的战舰直接送入海底。

“威尔士亲王”号在阿金夏村附近的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了一起。几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将和英国首相举行首次会面，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谈”，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谈。

老罗和老丘都带来了一群大腕。罗斯福身边有陆军上将马歇尔和阿诺德、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装部队其他代表，还有副国务卿韦尔斯和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丘吉尔的顾问包括英国三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迪尔陆军上将、空军元帅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由于会议涉及美国对英国的援助问题，8月11日，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匆匆赶来参会。

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军舰上是禁止饮酒的。这次为了接待丘吉尔，除了佳肴之外，罗斯福破例准备了美酒，这让丘吉尔异常高兴。酒喝不喝倒次要，难得的是这份破例的心意。

丘吉尔挖空心思，想尽快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却无法给丘吉尔何时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他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谨慎的罗斯福能承诺的极限。罗斯福对欧洲目前做出的最大动作，就是批准美国的武装护航船只可以前进至冰岛海域。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由英、美、苏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日本，如果它胆敢进攻英属马来亚、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三国就要向它开战。罗斯福照样没有同意，因为目前他还做不到，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罗斯福指出，美国要继续与日本进行谈判，只要它答应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能借此赢得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也好。罗斯福认为有30天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可以在新加坡巩固阵地。他告诉丘吉尔：“远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的哄他们3个月。”

1941年8月13日，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举行了不算隆重的签字仪式，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之后，总统和首相在甲板上一起进行了礼拜仪式。

宣言于8月14日正式对外发布。宪章再次印证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真理。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这却是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达成的宣言，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作为一个尚未正式参战的国家，美国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方向和目标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轴心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也为后来联合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后来干这事的主要就是赫尔，他除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赢得了“联合国之父”的荣誉称号，此乃后话。

苏联政府很快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

尽管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一开始就预测德国将迅速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出坚持不懈的韧劲。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要支持苏联，罗斯福迅速派出特使霍普金斯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这预示着与德、意、日轴心国相对立，美、英、苏三大同盟国终于并肩站到了一起，所差的仅仅是美国找个合适的机会宣战。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一个月后，欧洲有10个国家的政府在伦敦举行会晤，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提出支持，并承诺进行全力合作促使宪章生效。除了苏联，其余9个国家的国土都被侵略者占领。他们分别是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宣言于9月24日由上述10个国家签署，《大西洋宪章》已成为同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纲领。

根据之前美英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方针，罗斯福和丘吉尔协商两国分别对日本发出声明，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继续扩张。由于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甚至缅甸、印度等殖民地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丘吉尔的态度十分积极，连美国的声明初稿都是由丘吉尔代为亲自起草的。8月15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携带这一声明先行回到了华盛顿。

为了尽快拉美国下水，丘吉尔措辞可谓严厉无比。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了这一声明后认为，过于强硬的语调可能引起日本的误解，军部甚至会把它当作挑战书，借机煽动国民情绪挑起战争。大家商量对文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日本能够接受。这边踢一脚，那边就要发个糖，另外附加的一个声明就是告诉日本：美国准备提出一项公正的代用方案，寻求一条和睦相处的道路。也就是变相答应重新开启会谈。赫尔准备在8月17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把这两个声明一起交给野村。

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已经完全没有收敛的必要。丘吉尔在8月24日回国后，立即在广播上猛烈地抨击日本：“虽然我们希望日美会谈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并肩作战。”面对记者关于美国何时才能参战的提问，丘吉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这点希特勒比谁都清楚!”这分明又是空话，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希特勒又能清楚什么？

8月17日是个周末，但下午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还是和赫尔一起约见了野村，罗斯福和往常一样，以极其和蔼的态度与野村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念念不忘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却不是这样”，之后他表明了赫尔已经准备好的两大观点。

其一，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苏联都希望太平洋是和平的。但有的国家却喜欢战争，这就是在太平洋上没有军舰的那个国家。这无疑是指德国。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政策和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些手段，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保障美国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简单说就是，你再敢动，我就打你。这是半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第二次向日本提出战争警告，并且是由罗斯福亲口说出。

其二，针对因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已经中断的日美会谈，如果日本愿意改变态度停止领土扩张活动，并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原则去商谈太平洋和平计划，美国可以考虑恢复与日本的非正式探索性会谈。

野村立即向总统提出近卫进行首脑会谈的请求，他说“近卫首相是渴望和平的”，希望能够在美国至日本中途的某个地方与罗斯福会晤，最好是檀香山。罗斯福的态度比赫尔要好得多。往往官越大，脾气越好。罗斯福从来不排斥这样一个观点，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求实效又风度翩翩，就像他刚刚在大西洋和丘吉尔举行的会晤一样。他向野村表示，由于健康问题，他是被禁止乘坐飞机的，前往檀香山不太现实，而近卫首相前来旧金山或西雅图恐怕也有困难吧？罗斯福提议，阿拉斯加的朱诺10月中旬的气候不错，是比较合适的会晤地点。闻讯大喜的野村立即向东京发回电文，“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丰田外相也在为首脑会晤做着积极的努力，8月18日下午，他召见了格鲁大使。这位海军大将对格鲁说，相信大使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现在是以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一个外相的身份在和格鲁先生坦率地谈话。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是要解决侵华战争而不是出于德国的压力，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但随后发生的冻结日本资金以及禁运的做法已在日美“长期和平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两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使问题能在“冷静和友好气氛中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说近卫不顾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倡导这种会谈，体现了首相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丰田提议，为了使日本看来不像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这个建议，能否在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先停止其经济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这些措施加以修改。

格鲁深为丰田外相的话所打动，他答应立即把上述意见发回国内，之前他并不知道野村大使已经向赫尔提出了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格鲁认为，近卫和罗斯福都是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另外，他本人肯定要参加此次会晤，如果能够达成谅解，他格鲁的名字无疑也将被记入史册，这将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登峰造极的时刻。

会谈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使馆后，格鲁立即给赫尔国务卿发了一封特急电报，指出日本提出首脑会晤的建议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这是两国实现和平的最佳良机，“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晤那样”。

几个月来，格鲁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用中国话形容就是“狗急跳墙”。他极力劝说华盛顿，鉴于日美之间爆发“一场全然无益的战争之可能性显然正在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场战事，应早日举行首脑会谈，不要对日本的建议“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在8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中，格鲁说，近卫的建议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因为如果这个建议泄露出去的话，他随时有被刺杀的危险。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日本那几位热心的业余外交家。随着《日美谅解草案》被否决，一段时间来为和谈殚精竭虑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认识到，他们独自进行的外交活动已经失败。7月31日，他们离开华盛顿回国。

回到日本的岩畔大佐深为东京各界人士的好战情绪而震惊，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实施南进。一位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告诉岩畔：“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岩畔想起几个月前他去美国之前，海军还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与美国之间的问题，由此他得到了一个伤心的结论，“木已成舟”。

原来在陆军省时，岩畔大佐也是铁杆的激进派，经常和服部卓四郎、辻政信比赛谁是高唱南进打到新加坡的第一名。要说这次美国也真没白去，岩畔回国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战斗士。他开始四处宣传不能和美国开战的观点。岩畔不断地奔走于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高层人士之间，极力呼吁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必然以灾难和失败告终。在8月末的一次联络会议上，岩畔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无可辩驳的对比，他用数据说明美日两国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综合比例为10∶1。国力如此悬殊，日本纵有“大和魂”的强大动力也绝不可能取胜。东条陆相阴着脸，命令岩畔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第二天，当岩畔到陆相办公室呈上书面报告的时候，东条冷冷地告诉他，他需要马上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柬埔寨去报到，“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既然你认为打不得，那就到最前线去当炮灰吧。

8月28日，岩畔大佐离开东京，前往饭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军报到，职务是近卫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很多人都来为这位反战斗士送行，岩畔流着泪告诉大家，“你们这么多人都来送我，我很感动，不过当我再次回到东京时——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恐怕我只能独自站在东京车站的废墟上了”。

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野村收到了来自东京的两份文件。一份是近卫写给罗斯福的亲笔信，一份是表明日本态度的文件。8月29日上午11时，野村访问了白宫，当时赫尔也在，野村把近卫信件亲手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近卫宣称，“当此世界动乱之际，掌握国际和平关键的最后两国即日美两国的关系如果继续这样恶化下去，不仅是两国本身的极大不幸，并且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没落。我方希望维护太平洋和平，不单是为了改善日美邦交，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近卫认为，日美关系之所以恶化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地步，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这一情况已导致互相之间的猜疑和误会，也助长了第三方面一些国家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他说，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谈并把会谈的结论呈交两国政府首脑批准的做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因为“目前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故”。因此，近卫认为当务之急是举行首脑会晤，“以远大的胸怀来讨论日美之间，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到之后由低一级的会谈来解决。近卫最后提议，举行这种会晤越快越好，会谈地点以夏威夷最佳。

野村同时介绍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日本等到“日华事变”获得解决或远东和平得以实现后就立即撤军；二、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非准备继续南进；三、只要苏联不发动进攻，日本就恪守《日苏中立条约》。

赫尔提出，如果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其间，罗斯福总统要在国内签署一项重要法案，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10天以内且必须由总统亲自签署，不容许副总统代签。如果会谈地点定为夏威夷，总统肯定赶不回来，所以仍然建议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罗斯福告诉野村，“大使是海军出身，对大海应该非常清楚吧。朱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里10月中旬的时候还可以航行。从日本到那里需要几天？”他甚至表示“很渴望能与近卫首相在那里谈上三四天”。喜出望外的野村立即表示，地点不是问题，可以和国内协商。野村还积极表示，近卫首相可以提前5天出发，以保证和罗斯福总统同时到达。在得知近卫首相能讲英语的消息后，赫尔也投桃报李地连连表示“这太好了”。看来，两国首脑会谈即将成为现实。

其间，野村暗示，中国问题能否暂不列入会议的议程，赫尔没有像韦尔斯那样拿哈姆雷特做比喻，而是直接做出了回答，“这是决定美日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除非这一问题能够“皆大欢喜地解决，否则将为未来留下不安定和麻烦的根子”。

在给野村拍去电报的同时，东京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诸如安排船只和挑选随行人员等。陆军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大家已经久违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他现在的职务是陆军航空总监，此外还有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等。海军方面的代表为已经康复的前海军大臣吉田善吾。

一切看似已柳暗花明，但意外总会适时地出现。高兴得有点过了头的野村在离开白宫时，无意中向记者透露了向美国递交近卫信件的消息，美国媒体马上开始就此大肆宣传。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立即开始大造舆论，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心想把日本变为三等民族，要求“立即停止软弱的近卫外交”。

本来是想避开军方的，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反对和平会谈的军方人士立即闻风而动，千方百计欲阻止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近卫遭到了死亡威胁，连可怜的格鲁大使也受到牵连。紧张的局势导致使馆人员要求格鲁大使出门时必须带上手枪，老头儿感觉这简直是胡闹，屁股上别手枪让他仿佛变成了置身于“野蛮西部”的美国牛仔。

已经有两个激进团队在谋划刺杀近卫。其中一个团队的策划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他准备采用当年河本大作爆破张作霖专列的方法来对付近卫。他找到了日本著名的右翼人士儿玉誉士夫，声称要用4颗定时炸弹将近卫送上西天。近卫如果去参加会谈，就必须到横须贺海军基地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况不好，近卫很可能乘火车前往，那么东京城外的六乡桥就是埋藏炸药的最佳地点。

9月18日这天，近卫就遭到了袭击。当他离开荻洼庄准备前往首相官邸时，4条手持匕首和军刀的大汉忽然窜出，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紧锁，刺杀者没来得及砸碎车窗玻璃就被便衣警察制伏。刺杀者的水平也实在蹩脚，别说手雷和炸弹，难道连手枪都不会带一支吗？

在这之前，8月15日，近卫的重要支持者，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家中遭遇暴徒袭击，身中6枪，其中包括头部中枪。别的不说，日本政治家在频频被刺的过程中，也练就了世所罕见的抗击打能力。已经74岁的平沼老头儿，受此重创，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他遇刺的原因，就是赞成日本与美国的会谈，曾经为了避免日美开战而奔走呼号，并且经常和格鲁大使眉来眼去。

对于举行首脑会晤，赫尔一直都不很赞同。赫尔认为“日本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向罗斯福说明，从截获的电报显示，日本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不断向这一地区增派兵力，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提醒总统，如果双方在核心问题“撤军和三国同盟”上不事先达成初步谅解，首脑会晤很可能无疾而终，并再次抛出了“赫尔四原则”。国防部日本问题专家巴伦泰提交的意见书也指出，首脑会谈虽然可以使日本的军事行动推迟，但英、中、荷等盟国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欧洲战场中苏联的抵抗能持续下去，日本很有可能向美国靠拢，当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谈对美方来说，并非上策。

罗斯福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赫尔的意见。但他提出要讲求策略，一边实际上拒绝会谈，一边还要让日本心存幻想。

9月3日这天，罗斯福把他给近卫的复信交给了野村。罗斯福一面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一面又说“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迹象”，“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美国提出的意见，如果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观念，就有可能妨碍顺利地进行合作”。因此“为了确保我们所提议的会晤能获得成功，看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对我们谋求达成协议的那些基本和主要问题设法马上进行初步讨论”。野村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他马上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谈瞬间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赫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调查“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未实现的罗斯福和近卫会晤问题做了以下说明：由于日本人在最近进行的为时数月的会谈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

9月4日，赫尔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胡适错误地认为，由于美国的制裁，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削弱，不久即将求和。赫尔告诉胡大使，美国同日本举行的探索性会谈仍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就谈判的共同基础取得一致意见。赫尔再次保证，在同日本开始明确的谈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讨论。他承诺，“凡是允许日本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协议，美国过去不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我们绝不会出卖原则并将继续帮助反抗侵略的国家”。

对于近卫首相来说，此时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边罗斯福和赫尔狡猾地婉拒了进行首脑会晤的要求，后边军部开战的逼迫也一刻没有停过。

军部对于内阁主导的外交活动已经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军令部总长永野认为：“美国已经切断了我们的石油供应，我们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必将无法支持。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永野强调，“无论选择和美国开战还是屈服于它，日本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家的毁灭，日本当然应该选择去战斗。我们宁愿战斗到底也绝不会卑贱地投降，因为那意味着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消灭了”。

针对永野的意见，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就是对外交谈判应明确规定截止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只能选择战争，不能老这样拖个没完没了。”此前陆海军的作战计划都已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对美国珍珠港、中国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实施袭击。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说法陆军参谋本部也是只在几天前才偶有耳闻，陆军省内部也有极个别人知道。奇怪的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并不在知情者之列。

8月16日中午，军方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会上海军方面提出了一项今后军方应采取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核心内容是：必须做好对美、英、荷开战的各项准备，其间外交活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10月中旬外交尚未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就断然诉诸武力。

8月22日、23日两天，陆军参谋本部在部局长会议上对海军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基本同意海军的观点，并于23日当晚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东条陆相。

8月27日上午，日本“总力战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在首相官邸向内阁做了关于未来战争预期的专题汇报。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如果日美开战则日本必败无疑。日本很可能在最初的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被拖入持久战，最后因资源耗尽而惨败”。这一结论跟山本大将和岩畔大佐可谓是不谋而合。

与中国的持久战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大门口就有现成的实例。自4月以来，东京市中心那些著名的明治时代建筑的铸铁装饰栏杆都被拆掉了。东京市政府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搬走，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成了860公斤废铁，用于制造武器枪炮去支援中国战场。

对于专家的研究结果东条陆相并不赞同，他认为那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真正的战争并不像那些书呆子想象的那样。当年和大清以及俄国开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赢，最后我们不是都赢得很漂亮吗？来自陆军省的堀场一雄说，“美国所缺乏的就是大和精神，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反对战争的海军省志村少佐马上反驳，日本人有“大和精神”，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略对方的优点是不对的。

在日本人眼里，西方国家常常被描述为缺乏道德和价值观，英美两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被描绘成堕落的流氓。美国人只会大吃大喝和纵情声色，沉溺于物质享受，难于承受战争中的艰苦条件，他们善于赚钱，经常离婚，美国本质上就是个腐化堕落的国家。正因为他们有资源、有钱，所以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值得牺牲生命去战斗的东西，这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的民主国家的固有缺陷。在“珍珠港事件”时还是少佐的千早正隆后来写道，我们觉得可以很容易就能解决掉美国人，一个沉浸于物质享受，专注于追求快乐的民族在灵魂上是堕落的。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少将的观点也类似，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民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缺乏团结，无法承受逆境和贫困，视战争如儿戏，所以一旦在开战之初就加以重创，他们就会失去斗志。

东条英机的大弟子佐藤贤了曾经在美国待过3年，自认为对美国了解颇多。他以专家的身份告诉大家：那些美国大兵根本没什么爱国心，他们最擅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去跳舞泡妞。看那些美国兵的训练，一个个懒懒散散，连个正步都走不齐，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举国去打赢一场战争的。

连对美国和日本同样了解的格鲁大使也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被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宰了政府决策的颓废的国家。”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他们对于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总是低估。当年侵略中国时就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对于美国的估计还是犯了之前的老毛病。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美国人，尤其不了解美国人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点。一个国家能够在短短百余年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只有资源，没有一点精神，可能也是难以办到的吧。

8月27日和28日，大本营再次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少将依然对开战顾虑重重，表示即使在外交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也要考虑欧洲的形势才能决定是否开战。大家开始一起对冈少将进行谆谆教导，最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30日下午，陆海军第三次部局长会议终于就军部下一步要采取的举动形成了结论，那就是《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这一文件将提交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研究审议。

9月1日，大本营海军部颁布命令，帝国海军全面实行战时编制。

9月3日，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从上午11时开到了下午18时，对大本营提交的议案进行了研究。大约17时，联络会议顺利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以往开个一般会议扯皮三四天都很正常，而这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国策却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就大体按原提案顺利通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并没有深入考虑这一国策可能带来的现实危机，而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开局面之上，简直是可笑之极。《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应尽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三、如果10月中旬外交谈判达不成最后的一致，则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这天的会议上，永野总长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当外交没有希望，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必须果断决定开战”。之后他老调重弹地说，日本目前还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如果敌人选择速战速决，日本就可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舰队会战，但美国十有八九会把战争拖入持久战，日本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开战并抓住主动权”。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海军少将也列举了必须尽快开战的一系列理由：一是季风季节将从12月开始持续到次年3月，在此期间开战这势必会增加登陆作战的困难；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空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已经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也在积极向新加坡增派兵力；三是美国加大了舰船和其他武器的建造速度，目前日本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这一比例之后将逐渐降低，一年之后就会猛降到50%以下；四是目前日本的石油库存仅仅只够一年半使用，十万火急。时不我待，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本次会议还就日美会谈起草了新的建议。日本同意以下各点：不从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队去进攻任何邻近地区，也不无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区进军；对于《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将自己做出解释；经过谈判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并恢复正常关系，随后尽快撤出军队；日本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美国要求：美国不得采取不利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各种措施，停止在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在达成协议之后应“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恢复石油供应。这一建议作为《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第二条外交谈判的附加条件。

这是日本首次在“原则上”同意撤军，上述内容立即电告野村并以此为基础会见赫尔，力促首脑会谈。

9月5日下午，近卫首相入宫向天皇上奏联络会议通过的草案。进宫前他首先在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稍事停留。木户看到近卫手中的草案，惊呼道：“你怎么能突然把这个提案呈给天皇!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天皇陛下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把截止日期定在10月中旬，这太铤而走险了。”近卫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联络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裕仁认真看了首相提交的草案，之后以一种颇难理解、略带不安的神情问近卫：“计划事项的顺序有点奇怪，为什么把战争准备放在首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近卫不自然地解释说：“这一草案，在顺序上同把外交谈判放在首位一样，已把外交谈判的重要性也写了进去。”

由于天皇表示出对作战问题的质疑，18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立即进宫觐见天皇，当时近卫首相也陪同在座。天皇问南面的战争能否按计划取胜，两位总长立即滔滔不绝地启奏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虽然很详尽，但仍不能使天皇释忧。

天皇问永野：“你认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永野：“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登陆充满信心。”

天皇又转向杉山：“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杉山有点仓皇失措：“那次是因为未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只，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天皇略带不满地继续问杉山：“陆军在多长时间确有把握解决南方问题？”

杉山鲁莽地回答说：“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3个月解决问题。”

听罢杉山的回答，天皇突然以一种极不愉快的语气质问道：“‘日华事变’时你是陆军大臣，我记得当时你曾对朕说，事变大约3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可是现在已经4年多了，事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大吃一惊，吃力地申辩说：“那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我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作战。”

天皇忽然间提高了声调——恐怕这是40岁的裕仁从未用过的严厉语调——斥责杉山：“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么就能确信3个月解决问题呢？”

杉山低头，无言对答，豆大的汗珠冒上了额头。

尽管陆海军总是在互相竞争，但永野、杉山两位总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永野一看苗头不对，急忙从旁边帮伙计解释：“统帅部是从总的形势上来讲的。今天如果把日美关系比喻为一个病人，那么已经到了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关键时刻。要是不动手术任其发展，恐怕就会逐渐衰弱下去。要是动手术，虽有很大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解救。可以设想，此刻已处于要不要下决心动手术的阶段。作为统帅部来说，始终希望外交谈判能取得成功，但也认识到倘若谈判不成功，那就必须果断地动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部是赞成这个草案的。”然后他又匆匆地补上一句，“当然外交是首要的”。

“啊，原来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声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担心，再次解释道：“不打更好，我们认为应该尽力设法谈判，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打。”

“那是不是说，最高统帅部同意把外交放在优先地位？”

两位大将一起忙不迭地点头，异口同声地回答：“正是!”

回答了天皇的质问后，两位总长战战兢兢地退回到休息室。里边的衣服全湿透了。

1941年9月6日上午10时，战前日本4次御前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这里曾经见证了日本的兴衰，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本次会议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里程碑。

这天的御前会议，一开始就气氛紧张。参会者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未来前途未卜，是战是和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清楚，大日本帝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近卫首相首先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之后军令部总长永野率先发言，提出“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尽管美国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

杉山参谋总长对永野的意见表示赞同，也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军事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谈了国内资源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表明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无法支撑长久的战争之需。

同天皇一样忧心忡忡的枢密院原议长做了提问，他的发言是天皇通过木户内大臣在会前特别授意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托”，这里应该叫“会托”。原议长强调必须全力以赴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他措辞尖锐地追问道：“我总览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仍然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对草案的真意可否如此理解：始终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倘若仍然无效，那就诉诸战争。”

正当杉山准备站起来进行答复时，已经知道杉山昨天受到天皇严厉训斥的及川海相危难之时显身手，站起来回答说：“起草时的意图和原议长的意见相同。不过，第一项战争准备和第二项外交谈判并没有轻重之分。”

这时，一贯以神一样的姿态出席御前会议的裕仁天皇，忽然以平常谁也未曾听到过的高亢声音说：“我认为原议长的质问是对的，事情极为重大，统帅部为什么不做回答？令人颇感遗憾!”

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发言向无先例，难道泥菩萨显灵啦？会议瞬间为之肃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有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感。死一般的沉寂中，大家都等待两位总长中的某一位能站起来讲话。可能是昨天被天皇训傻了，杉山和永野始终一言未发，像雕塑一样待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非常遗憾，对此最高统帅部竟然无话可说。”裕仁缓缓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高声吟诵道：“四海之内皆同胞，奈何风雨乱人间。”

这是一首和平主义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由明治天皇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朗诵这首诗来表达对新计划的不安。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我经常拜读明治大帝的这首亲笔诗，努力继承先帝渴望四海和平的精神。然而当此决定是战是和的关键时刻，肩负重任的军部竟然无法决策。在此非常时刻，军部到底在想什么？”

闻听此言，众人都如受到电击一般，呆若木鸡。过了许久，永野站起来解释道：“陛下所言甚是，统帅部为此而诚惶诚恐。”他的话有点结结巴巴，“及川海相刚才所言就是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才保持沉默。军部的宗旨就是绝不放弃外交谈判，但同时为对美战争认真做好准备。”

“参谋总长意见如何？”

被点名的杉山立即站起来：“臣与军令部总长意见完全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本应该说话的近卫首相目光呆滞，始终一言不发。正午时分，他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散会。

尽管天皇做了破例的发言，但统帅部和政府却对此佯作不知，蒙混过关，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留给近卫、丰田进行外交谈判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六周了。

回到陆军省的东条，在向下属描述天皇朗诵诗歌的情形时痛哭失声。他认为，天皇此举不是在反对战争，而是对军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鼓励和期望。

御前会议将近卫文麿彻底逼上了绝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里与美国达成谅解，他必须尽快实现与罗斯福的首脑会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目前对于近卫而言，除了军部和罗斯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时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刚刚结束几小时，近卫就匆忙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人，通知她马上整装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很快就会有车来接她。旋即，一辆车就将她接到了伊藤文吉家里。伊藤文吉是明治名臣伊藤博文的大公子。因为伊藤家没有用人，近卫只好让自己的情人冒充“房东的女儿”为会议服务。能冒充“女儿”，估计近卫的情人应该是比较年轻的。看来近卫也真急了，连情人都拉出来应场，可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抓不住流氓”。

驻日美国使馆一辆摘掉了车牌的小车也很快赶到，从车里钻出来的是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按照一般惯例，除了正式国务活动，首相是很少与外交使团进行这种私下接触的，可见局势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

近卫向格鲁提出，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举行首脑会晤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东条和及川两位将军都迫切渴望和平，如果会晤能够举行，他们都将派出军方的大人物一起前往。“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我们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近卫承诺原则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请求格鲁为两国首脑会晤做出积极努力，时间越快越好。近卫的话甚至有些悲壮，他说如果和平能够实现的话，即使他本人遭到暗杀也在所不惜，“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深受感动的格鲁当即表示尽全力斡旋。

9月8日和9日，杉山参谋总长再次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提出，和西方开战之后，万一再与苏联在“满洲国”交界发生冲突，怎么办？杉山向天皇解释说，冬天气候寒冷，北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发生了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军队派向北方，在此期间，在中国关内将保持相对的平静。事实上，杉山是在忽悠裕仁，就在他不负责任的话说完不到10天，日本就在中国的两湖腹地发起了第二次长沙战役。

尽管对首脑会晤勉强表示了赞同，但东条陆相仍在叫嚣开战的必要性。9月7日，无奈之下的近卫，只好请求东久迩宫亲王出面说服东条，因为自由派的东久迩宫是反对战争的。东条对于天皇以及皇族成员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有时候近乎奴颜婢膝，由亲王出面游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亲王很严肃地告诉东条，既然天皇和首相都赞成与美国人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就应该去执行，而不应该大放厥词。东条尴尬地表示，因为就此问题没有向天皇做出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既然圣意如此，他作为陆军大臣，一定力促首脑会谈尽快实现。但他个人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超过30%，“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的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东条向亲王表示，“美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而加入英美阵营。即使日本真的那样做，英美在打完德国之后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他认为东西方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

亲王表示，作为内阁的一员，理应执行政府的政策路线，如果无法执行，就应该辞职。东条当然清楚亲王是近卫的说客，他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就注定要灭亡”，现在拼死一搏，还有一半的成功概率。与其等死，不如去争取那一半活下去的机会。最后他表示，陆军无意停止备战。

丰田外相也多次电令野村大使尽快落实首脑会晤。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9月3日联络会议提出的和谈条件。赫尔对此表示不满。他对日本提出自主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的措辞表示怀疑。赫尔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赫尔提出，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种态度的变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英、中、荷等国不断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也有必要对盟国做出一些表示。其次，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盟国的变化，遭受了无数重拳打击的斯大林，没有像法国那样没出息地倒下，苏联坚持到冬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到了严寒季节，更适应在寒冷季节里作战的苏联人就会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就大大减轻了美国在大西洋面临的沉重负担，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在远东一味避战去迁就日本。最后，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不断增多。从盖洛普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来看，主张不惜对日作战以阻止日本扩张的人，在两个月前的7月还只有56%，现在就已经超过了70%。

9月14日，丰田外相再次召见了格鲁大使，提出首脑会晤如果能举行，日本将会做出更大让步，甚至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格鲁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

格鲁还利用与总统的私人关系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久未修书，打扰您了。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的反对，近卫正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着，我相信他是认真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除了近卫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格鲁的信同此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5个星期后，格鲁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首脑会晤无法进行”。

军部仍然在继续逼宫。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向内阁政府提出一项《关于有关政治与战争之转机、对日美外交谈判成功与否之估计以及最后决定开战时间问题的建议》——念这题目，几乎能把人给憋死。题目很长，内容却很短：由于气候，战争至少必须于11月中旬以前开始。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必须对是战是和做出最后抉择。

近卫首相听到统帅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后震动很大。会议结束后，他连军部安排的午餐都没吃，立即带着出席会议的内阁成员鱼贯而出回到首相官邸。近卫提出：“关于变政治为战争的时间问题，陆海军总长的建议果真是强烈的要求吗？”东条陆相立即回答：“当然是强烈的要求。其实与其说是要求，还不如说是重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10月上旬而已，这是不容改变的。”近卫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

9月26日下午，近卫在晋谒天皇后，同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畅谈。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木户，与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近卫，幼年时代就是同学和好友，一生都关系亲密。近卫向木户表示：“如果军部一定要在10月15日前决定作战的话，我对此毫无信心，唯一的选择只有辞职。”

木户却不同意近卫那么做。由于是多年的好友，木户与近卫彼此间毫无拘束，在木户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真实的一面。木户告诫近卫“不要像个小孩似的”，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首相什么都不干就贸然辞职，留下一个烂摊子，是不恰当的，“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他建议近卫再次做出积极努力，实在不行了，再辞职也不迟。回去的路上，近卫对随从说，“我真想从政界引退，到寺庙去当一个僧人”。

辞别木户之后，沮丧的近卫连荻洼庄私宅都没回，直接离开东京到附近镰仓海边的休养地去了。9月27日至10月1日，近卫一直以痔疮疼为由闭门不出。他现在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尚存一线希望的首脑会谈。9月27日，他叫丰田外相恳请格鲁大使催促美国就与罗斯福会谈一事早日做出答复，同时电告野村大使：“我方已做好随时出发之准备，现帝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对首脑会谈之日期问题尽快做出答复。具体时间我方认为以10月10日至15日为宜。”野村大使收到训令后，立即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催促从速举行首脑会谈。

9月29日，格鲁大使也给国内发回了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首脑会谈如不能实现，近卫内阁就将垮台，随之上台的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格鲁大使警告华盛顿，近卫内阁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也致电本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仍然采取以往的态度谋求拖延时间，并要日本在预备性会谈上做出明确保证的话，近卫内阁就无法维持下去，从而可能失去“最好的机会”。其实这也正是罗斯福想要的结果，以主动的态度和被动的姿态达到参战之目的，既要参加战争，又要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正当防卫的样子。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讲，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尽管如此不雅的语言用在我们的盟友身上似乎不太恰当。

10月2日上午，野村大使再次拜访了赫尔国务卿，催促美国对首脑会晤的答复。你现在着急啦？你急了，那我就更不急!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钓者，日本恰似那条咬钩的鱼，在水面上被拖来拖去，而这条贪心的鱼，死活都不肯松掉已经到嘴的鱼饵，那无疑就是中国。赫尔当然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都是首相，他对野村的答复是：“如果事先没有达成谅解协定就举行两国首脑会谈是危险的。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美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协定，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暂时谅解。”赫尔强调，日本必须答应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同时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野村的心几乎已经到了冰点，他知道赫尔的要求即使近卫能够接受，军部也一定不会答应的。这预示着近卫内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垮台。战后，野村在他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愤慨地写道，“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在10月4日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再次叫嚣，“我们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下定决心而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在今天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杉山话音刚落，永野总长就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他的一贯主张：“现在已经不是争论不休的时候了，希望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这天的会议上，照例没有及川海相的发言记录。及川认为，近卫正试图把阻止战争的责任推给海军，这使他变得更加警惕，所以嘴也比平时更严。本来就没有多少见识的及川不愿为避免战争而出头，更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在这个领导团队中，有这样想法的绝不只及川一个。除了几个上蹿下跳的强硬派，其余很多人都这样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海军次官泽本中将在战后的1946年说，在那个决定日本生死存亡的秋天，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败英美”。因为这不但会极大地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也会让海军在陆军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泽本次官的话也不完全对，因为敢说这话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现在都不在关键的决策岗位上。

井上成美就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是把“双刃剑”，这时候就可以成为反战的有力工具。及川可以向内阁提出辞职，然后海军拒绝派出新的海军大臣，就可以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去利用这一策略。及川性格上的懦弱显而易见，他在一次海军内部的会议上曾经提出，“是否由我斗胆去和陆军争吵”，永野一句“这样做极不明智”，就让他再次闭上了好不容易才张开的嘴。

10月5日上午11时，大本营陆军部局长会议在东条陆相的官邸召开，在日本本土的陆军各师团长都列席了会议。会议在19时形成结论：“已经没有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必须上奏天皇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

海军方面却仍在犹豫。大本营海军部做出的决定是：“在首相的坚强决心下，明天与陆军大臣进行畅谈。要是尚有谈判余地，就延迟决定开战的日期，并就放宽前次御前会议上所定下的那些条件进行磋商。”

10月6日下午，大本营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陆军认为日美谈判已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海军方面依然认为，只要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谈判还有成功的可能。陆海军意见出现明显对立。

10月9日，早已赋闲在家的前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不甘寂寞地出来呼吁开战。他对天皇说，“由于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是越早开战越好。请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伏见宫的说法让裕仁备感苦恼，他回答道：“此非开战之时，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海军中犹豫不决的主要是一些高层。一大群主战的中下级官佐也开始给及川海相施加压力。10月10日深夜，石川信吾大佐和柴田胜男中佐带领一大群海军省和军令部的少壮派军官闯到了及川私宅，要求及川“必须负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对战与和迅速做出决定。及川的选择依然是“沉默是金”。

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两个主战派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谈判而过于延迟日期只会贻误战机，对今后的作战造成困难，因此必须尽快决定开战时间。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从中国撤军的核心问题上。近卫就此征求了陆相东条的意见：“能否以撤军为原则，而采取实质上的驻军呢？”这一观点就是先答应从中国撤军，然后以“防共”为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留驻一定兵力。

东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近卫：“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从中国撤军，满洲立即就有危险，下一步甚至连朝鲜都保不住。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就违背了9月6日御前会议的精神。”

10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及川海相家里忽然出现了两位不速之客，及川穿着睡裤接待了他们。这两个人，一位是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带来了近卫首相的请求，让及川代表海军明确表态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至于难堪。

及川回避了富田的问题。他说战与不战是一个政治问题，做出决定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军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的话，我们海军一定响应号召去奋勇战斗。要做出停止备战继续谈判决定的，只能是近卫首相自己。

及川一下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堂堂海军大臣的态度。

陆军在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不同意撤军就无法进行首脑会谈，不谈就无法打开僵局，近卫首相就在这样的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大寿。10月12日，他的生日这天，恰好是星期天，近卫将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等人请到了荻洼庄私宅，就战与和的问题再次进行磋商，这就是战前著名的“荻洼庄五相会议”。

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塞给近卫一张由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少将刚刚送来的纸条。凌晨，他们两人去拜访过及川海相。纸条上写着：“海军内心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观点。”

会议从14时一直持续到18时，近卫要做最后的努力，他首先提出陆军应该在撤军问题上做出妥协。

东条毫不退让：“在日美谈判中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唯独驻军问题绝对不能让步。你们把军队从中国撤出来看看，共产党的军队会在瞬间占领整个中国，这是关系到亚洲是否被赤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

尽管凌晨富田夜访海相没有任何结果，近卫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及川：“海军的意见呢？”从冈敬纯少将的纸条上，近卫看到海军内部还有人反对与美国的战争，希望海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太平洋战争海军无疑是主角，他希望海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一句“无法战争”来阻止陆军。

及川心里非常明白，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肯定打不过排名前二的英美，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远东不可能对日本有任何帮助。除了承认打不过会影响士气之外，及川更不想得罪主战的陆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日本海军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占有比陆军更多的经费。平时钱都让你花了，这时候需要你危难之时显身手，你却说“对不起，我打不过人家”，那将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海军马上就会成为陆军乃至全体国民的笑柄，海军经费也势必会被削减。

于是，海相及川说出了一段狗屁不如的话：“现在我们正处于决心开战还是继续谈判的紧要关头。如果走谈判这条路，那就应该停止战争准备，坚持走谈判这条道路。但是我是说在谈判有希望的情况下。谈了两三个月，中途发生变化可不好办。总而言之，海军一切听候首相的裁决。”

内心不赞成战争的及川不肯明确说出来，他选择了推卸责任，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表明海军反对战争立场的机会。糊涂的及川认为战与和应该是由首相来决定的政治问题，他忘记了海军大臣的职责正是要从海军的角度去评价战争的结果和胜负。听了及川的话，近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有人给这位战前关键时期装疯卖傻的海军大臣辩护，说如果及川表态海军不能战斗的话，将导致陆海军的直接冲突，近卫内阁肯定倒台，国内局势就会出现动荡，迫使日本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投入战争。但山本五十六反驳了这样的观点，因为“国内的变革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而一场绝望的战争却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事后天皇也对及川海相不能清楚地表明海军的立场感到非常痛心。

得不到海军支持的近卫只好说：“我的意见是继续谈判。”他又转身求助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估计呢？”

丰田：“陆军在中国驻军问题上如果一点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及川：“今天对于是战是和必须做出决定。”

近卫：“如果今天要做出决定的话，那我就选择继续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刻薄地说，“你根本无法说服参谋本部。我要征求一下外相的意见，和谈真的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吗？”

丰田：“有没有希望的决定权在你们陆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就大有希望，反之则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除了这个问题，其他都好商量。中国驻军问题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我们有无数将士的热血洒在了那片土地上，撤军如何能对得起逝者的在天之灵？一旦我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对我们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还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银行挤提存款，不仅华北，连满洲和朝鲜都可能丢掉。”东条特别强调，包括参谋本部以及驻外的派遣军都持这样的观点。

东条明显在说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就不这样想。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艰难地步，日本的战争资源日渐枯竭，目前应当接受美国的条件，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畑俊六为此还专程派人回国就他的观点进行说明。东条当然不会让畑大将的使者有露面说话的机会。

近卫：“此际我们可以舍名而取实。形式上依美国要求做出退军的姿态，实际上却同样得到驻军的结果，这岂非良策？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除了外交谈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最好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东条：“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不是已经决定外交谈判如果没有希望就决心开战吗？首相也是出席了那次会议的，当时也表示了赞成。想不到在决定是战是和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在9月6日那天闭口不谈？撤军是一个事关陆军士气的问题，一步也不能退让。”

东条越说越气愤，他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如果不能按照御前会议的决定执行国策，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众皆默然，会议就在这样的尴尬中无果而终。

对及川海相的态度，近卫在会后气愤地说：“海军一句轻飘飘的交给首相定夺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本人并不知道海军有多少兵力，而这次战争是海军主导的战争，海军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卑怯的。”

气愤的不仅仅是近卫，海军内部也议论纷纷。10月15日，米内光政对小林跻造海军大将说：“已向及川建议，必须表明海军不能与美军开战的想法。”山本五十六也曾遗憾他说：“如果我是海军负责人的话，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说海军在对英美的战争中不可能取胜。”丰田副武也表示怀疑地说：“日美战争主要是一场海军的战争，对此我们的海军负责人怎么可以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呢？”

10月13日14时，近卫入宫觐见天皇，陈述了内阁面临的危机。天皇听后，面带愁容地说：“是不是再同陆军大臣商量商量？”裕仁的鼓励给了近卫信心和勇气，他决定再次做出最后的努力。在10月14日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近卫单独约见了东条陆相，竭力劝他重新考虑从中国的撤军问题。

东条依然是毫不让步：“没有任何余地。”

近卫是一脸痛苦的表情，他开始慢慢地回忆历史：“当初我对‘中国事变’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问题经过了4年多，还没有解决，我无法再开展另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我们有时候必须妥协，来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国力。”

东条：“首相您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您很清楚我们的弱点，您难道看不到美国也有很多弱点吗？”东条提出，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进行一场战争，“只要战争一打响，枪声就会立即把国民团结起来”。东条曾经和松冈洋右一样非常敬重近卫，现在才知道近卫值得敬重的不过是他那显赫的出身而已。东条最看不惯的就是近卫的优柔寡断，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在他眼里，近卫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精神障碍症患者。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接着说，“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了伊藤博文，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回答说，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听后才觉宽心，于是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最怕听到“谨慎”二字的东条已经气得毛发倒竖，当年和大清以及和俄国的战争大家都说打不赢，最后不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吗？于是他挺直了身子，对近卫说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人要有勇气去做点不寻常的事，就像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句话成为东条英机催促开战的宣言，也是他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的主要证据之一。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一座有名的寺院。其正殿前面是悬崖，建有楼间，称为“舞台”，供游客眺望。由于经常有人来这里投崖自杀，此处便成为日本的自杀“名地”。东条以此要求近卫要有决一死战的信心。

近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作为个人来说，这种场合一生中也许会遇到一两次，真那么做也未尝不可。但若考虑到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事业，作为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就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东条再次表示：“撤军绝不可能，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请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近卫劝告东条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

上午10时，内阁会议正式召开。东条再次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会做!这样做会破坏军队的士气。”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会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也需要紧逼。我们如果一味地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在东条眼里，及川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连坦率地表态能否打败美国都不敢。近卫和其他内阁大臣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炸弹般的发言”惊得目瞪口呆。

“陆军尊重9月6日御前会议所做的决定，我认为现在就应该中断与美国的一切交涉，向美国开战。”好不容易送走了喋喋不休的松冈，又来了个更加霸道的东条，会议基本变成了东条的独角戏。

东条和近卫已经彻底决裂，内阁意见分歧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会后，近卫喃喃地说：“我多想做个孩子……”他甚至通过沃尔什主教，最后向罗斯福发出进行会晤的绝望请求，遗憾的是还没等到回音就黯然下台了。

东条以做事果断著称。在白天内阁会议上投出了第一颗炸弹之后，当晚22时30分，东条就找到了他和近卫的共同好友——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要求铃木去劝说近卫提出内阁总辞。在东条心中，天皇就像太阳一般无比神圣。既然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执行，就必须有人对此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参与做出决定的内阁必须引咎辞职，另由新内阁负责重新制定国策。

铃木询问东条由谁接任首相最合适，东条回答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亲王之外，没别的合适人选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请皇室成员出面了”。东条认为，如果决定对美妥协的话，那么皇室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正是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在陆军中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只有带着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在分手前，东条告诉铃木，他不好再跟近卫见面，要不然他可能还会发火。

铃木赶到荻洼庄，带来了东条的第二颗炸弹。铃木告诉近卫他是替东条来传话的，东条要求内阁进行总辞。“本来我不愿意来的”，铃木说，“因为这样做只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早有辞职之意的近卫面无表情地听完了铃木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认为自己尽了全力，对于辞职可以坦然地接受。

近卫问铃木，东条有没有提出继任的首相人选，铃木说东条的意见是东久迩宫亲王。近卫对此表示赞同。他甚至表示，“东久迩宫亲王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反战的。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陛下奏明此事”。

10月15日17时，近卫入宫向天皇递交了辞呈。打倒近卫内阁的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而倒阁的起因则是“中国撤军问题”，当年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恰恰也正是近卫内阁，这也许就叫作“圆满”。近卫在辞呈中写道：“此际政府与军部正协同一致，尽最大努力促使对美谈判取得成功，中国撤军问题成为最大的障碍。臣曾推心置腹，努力劝说东条陆军大臣，对此，陆军大臣虽十分谅解臣之苦衷，然出于维护军队士气，对撤军问题表示实难同意，并一再主张此际应不失时机地同意开战。臣虽与他畅谈四次，但终未取得他之同意。”

裕仁接受了近卫的辞呈。至此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卫内阁黯然倒台。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第一次内阁他发起了侵华战争，第二次内阁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次内阁又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矛盾已经无法调节。他的贵族血统并没有成为他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他做事往往前后不一，常常赞同他内心并不支持的提议。战后，近卫在自杀前曾自我评价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不幸之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罪犯。”

东条作为一个司炉工，不断挥臂往煤仓里加煤，导致火车越开越快，向着断崖飞奔而去。就在即将冲下去那一瞬间，司机近卫师傅成功跳车，司机变成了原来的司炉工东条。此时，东条就是想刹车，也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闭上眼朝着断崖冲了下去!

就在近卫入宫请辞的同一天，佐尔格的重要助手尾崎秀实被捕。没有人相信他会是苏联人的间谍。3天后，理查德·佐尔格在清晨6时的美梦中被叫醒，十几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带到了警察局。此时的佐尔格正在做着永远离开日本的准备。

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使佐尔格十分高兴，因为这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马上进攻苏联。几天前，10月4日，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46岁生日。就在同一天，他向莫斯科发出其一生中最后一封也是最重要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尾崎秀实在近卫首相的内阁会议中得到的绝密消息：“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最后的署名人是拉拇扎，拉拇扎就是佐尔格谍报小组的简称。之前，尾崎秀实已经在满洲发觉，关于关东军让3000名铁路工人协同攻击苏联的密令，已莫明其妙地取消了，这也成为佐尔格做出正确判断的主要依据。

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的选择，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急切想知道。斯大林正是因这封电报确定了决心，在危急关头下令从远东抽调了11个师，超过25万人的部队，增援西线，成功将德军的攻势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发完那封重要的电报之后，佐尔格真的感到厌倦了。他认为自己在日本待了8年，已经够长了，于是询问莫斯科自己能否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现在看来，那些地方都不用去了，他要去的地方是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战后日本的那些重要战犯都关押在这里。

虽然受尽了严刑拷打，佐尔格还是否认与苏联有任何关系。受此事影响，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原首相犬养毅的次子犬养健等人都被牵连，连近卫文麿也受到调查。民间甚至传说近卫的辞职正由于此。

没有人去关心这位曾经的大功臣。意外的是，德国驻日本的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会见佐尔格。见面后，佐尔格显得有点尴尬，奥特问他是否还有什么心事。佐尔格犹豫了一会儿，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奥特最终醒悟到，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他，两人相对无言，不知道有没有泪千行。佐尔格被带走后，奥特要求日本官员，“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不知道奥特是不是知道他的帽子早已是绿油油的了。

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其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实现交换。1943年9月29日，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日本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和尾琦秀实被秘密绞死。最初，佐尔格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无名墓地。战后，1949年，他的一个叫石井花子的情人将他的遗体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和他的战友尾崎秀实葬在了一起。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她在2000年死后，也被送到这里与佐尔格合葬。

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同年11月5日，佐尔格被追授为苏联英雄并授予金星勋章。苏联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他还发行了一枚面值4戈比的纪念邮票，其红色背景是佐尔格的肖像和一枚苏联英雄勋章。